作為溫州早期傳道人的後代，我一直對百年之前的溫州傳教士及教會歷史十分關切。在這個如今被稱為 "中國的耶路撒冷" 的城市中，什麼人最初來點燃了福音之火？在這個有著獨特方言的小城裡，福音的先驅者們曾如何工作？在這個地理環境特殊、交通不便的地區內，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怎樣的經歷？這些問題多年來一直是我心中的未解之謎。但除了長輩留下的一些零碎口傳之外，我所得到的資訊實在是少之又少。

信主之後便聽家人說，曾外祖父是溫州早期的傳道人。他為了傳福音甘願去了瘟疫蔓延的玉環島，在那裡受傳染而病逝，為主獻身。他的六個孩子中最大的就是我的外公，當時只有十歲左右。從外公後來留下的記憶我們得知：那一天父親來到他跟前，拿出一串上面掛了一個小小雞心像框的項鏈，問他："孩子，看看這是誰？"孩子回答說："這是你，爸爸。""以後若是想爸爸，就看看這照片吧。"他就這樣離開了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輕的妻子。這是我以往對於曾外祖父夏正邦的全部所知。

我也從未見過外公夏廷耀，因為他去世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從三舅夏建民為溫州文史資料撰寫的夏廷耀小傳中，我得知外公是一位學業優秀、事業出眾的學者型官員。他精通多國語言，曾受國家嘉獎，為近代史上第一位華人海關稅務司，而同時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多年在此位置上從來不願妥協收禮而放棄任何原則。母親告訴我們，外公最喜歡唱的一首讚美詩就是《我若稍微偏離正路》，歌詞的開頭就是：我若稍微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記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使我最感不解的是外公和外婆的婚姻。他倆在個人經歷、受教育程度，以及文化素質方面有著太大的差異。外公是當時的高級知識份子，外婆卻是一個來自農村、目不識丁的村姑。然而從外婆的講述以及其他長輩的談論中，我都可以確證他們倆非常恩愛，且彼此尊重。因為外公職業的原因，他們還常常分居兩地。但是外公教會了外婆用羅馬拼音寫信，他們多年來的交流就是通過溫州方言的羅馬拼音進行的。每當他們在一起時，家裡總是充滿了快樂。以至於母親和她的兄姊們都一直懷念在這個和睦相愛的家庭氛圍中成長的年歲。是什麼使文化素質不同的夫妻能够如此和諧？

十年前有幸認識沈迦弟兄，從他為寫早年溫州宣教士而搜集的各樣資料中，我漸漸得知了許多年以前不知道的，關乎我祖輩的事情。我不但知道了外公的父親叫夏正邦，最初是蘇慧廉的書童，後來成為溫州第一代華人牧師，還瞭解了外婆的父親徐定鰲。這位淳樸而忠心的鄉村基督徒，經歷了百年前"楓林教案"之逼迫。在夏正邦去世後，他資助了我的外公夏廷耀去北京讀書，之後還將女兒徐玉潔許配於他為妻。正是這種在基督裡共同的追求和彼此間真誠的愛，使兩個早期的基督徒家庭走到一起，共同承受了從主而來的祝福。在沈迦的寫作期間，我不時地得到一些新的資料，也一直期待著該書的出版。

近日，終於得以一讀這本積累著沈迦數年辛勞之新書《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大陸簡體字版書名《尋找蘇慧廉》，新星出版社出版）。這本洋洋灑灑三十余萬字的力作，不但重現了一個世紀前的歷史，也將主內前輩們的形象生動地刻畫出來。讀此書時似乎回到遙遠的從前，看到那個世代基督徒的榜樣。書中的主人翁蘇慧廉，是許許多多在溫州工作過的傳教士之一。他在中國作出的貢獻，在我們今天的人看來幾乎無法理解。無論是將新約聖經譯成溫州方言，還是將《論語》等書譯成英文，或是編撰華英袖珍詞典，都是許多人盡其一生仍無法完成之事。而蘇慧廉卻是在擔負教會發展、開辦學堂、醫院等多項繁忙工作的同時，完成了如此之多的傑作，由此略見當時傳教士勤奮與忠心。《日光之下》這本書有著嚴謹的史學風格，同時又不失文筆流暢生動之美。

沈迦弟兄在此書中展出了自己搜集的大量珍貴史料，也傾注了對書中前輩們的欽佩與熱愛。這本書不但是對一段歷史的記載，更是對那些為中國的福音和文明文化作出貢獻者的紀念。就如牛津玫瑰山墓園上蘇慧廉墓碑上的銘文所書：Their work abideth —— 他們的功績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