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在前兩期論述了《聖經舊約》所呈現的猶太文明﹐本期繼續探討。查看前文請在本刊網頁(www.GlobalTM.org) 內點擊 "昔日真理報" 後﹐再按年、月份查閱。

二、西方歐美的基督教文明

基督耶穌來到這個世界，開創了《新約》時代。這一歷史事件成為人類文明史的分水嶺：上帝親自來到這個世界，成為人的樣式，並且有聖靈從此內住在基督徒裡面，直接賦予神性和上帝兒女的身份，從而大大提升了人類文明。在《舊約》嚴格的倫理法治文明的基礎上，《新約》要求人們的行為出自心靈的愛，而不是出於對律法和懲罰的畏懼。愛的動機和行為自然就成全了律法的宗旨，正如耶穌所說的："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太5：17）經過漫長的《舊約》時代的神性法治教育，人類文明終於上升到能夠接受《新約》倫理教育的高度。

西方歐美的基督教文明，也可以稱為人類的《新約》文明的代表，是人類歷史中文明的最高峰，至今沒有被超越。基督教文明的發展，與《舊約》猶太文明的發展模式，有相當的類似之處﹔此外，還結合了希臘-羅馬的世俗文明。根據我的觀察、體驗和研究，西方現代文明的輝煌，是世俗羅馬-雅典文明與猶太-基督教文明相結合而發展出來的偉大成果。然而，兩者的結合並非通過自願的合作，而是通過近 2000 年的競爭和斗爭相互制約的結果，並主要是通過政教關係的競技場和陣地。羅馬-希臘文明的本質是以理性-法律為中心的世俗文化，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本質是以律法-倫理為中心的信仰文化。倫理作為道德哲學體系，証明人類為什麼需要和遵守道德，並為道德提供標準﹔而信仰意識形態為倫理提供標準。（筆者的《基督教與中國公民社會》）

1、柏拉圖對摩西律法的借鑒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 公元 3 世紀）是一位哲學家，他認為柏拉圖所代表的希臘政治觀，特別是在立法方面，受到了摩西的影響。政治就是控制，是與人有關的，因此滋生國王的角色職責。國王通過法律管理，明白如何統治自願的民眾。柏拉圖認為政治包括法律和政治正確﹔後者包括政治視野與政治和諧秩序。一方面，統治者需要調整自己適應被統治者﹔另一方面，被統治者要順服統治者。這是摩西管理事務的方式所突出說明的。柏拉圖還受到摩西教導的影響，認為法律是基於人的出生，而政治是基於結社和同意。"（參看筆者的《雙重身份和雙重使命》）

不僅是政治觀點，對希臘政治徹底失望的柏拉圖，在埃及等中東和西亞地區遊學 10 年後回到雅典，他的哲學觀點中突然出現了上帝的概念，並明顯是出自《創世記》中上帝的形象 -- 宇宙萬物的創造者。這並非巧合與推測，因為當時的埃及和西亞地區的文化中，尤其是時逢猶太人回歸故土且聖殿重建完畢，摩西五經（《聖經》的前五書）在這些地區傳播甚廣。《聖經?使徒行傳》15：21也証明至少在猶太人居住的地區是這樣的，"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日，在會堂裡誦讀。"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形而上學》，終於將門派林立的希臘哲學傳統，歸納成一個整齊的在籠統神性框架中的人類理性思維體系。希臘哲學是人類自身探索真理的頂峰水平，除了猶太人的神性文明之外，超過世界上所有其它文明，但也只是屬於一般性的人性真理，因為有關上帝的觀念和知識，只有通過特殊啟示真理，才能為人們所知。當柏拉圖學習到了《摩西五經》中的上帝觀、世界觀和法治觀，就將希臘哲學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正如上古時期的神性文明對人類文明的提升："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創世記6：4）

2、教會初期在羅馬帝國的得勝 -- 神性信仰的確立

正是在希臘哲學和羅馬政治進入成熟時期、羅馬帝國殖民以色列等民族﹐並導致這些地區的希臘化的歷史文明大環境中，耶穌基督降生在伯利恆，開創了偉大的《新約》時代，並注定要通過神性的教育，將人類的文明推向一個歷史新高度。作為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最高水平的代表者 -- 希臘哲學和羅馬政治，在借鑒了《摩西五經》從而得到了一點真理亮光的照射下，這個時候已經預備好了人的心靈和頭腦接受耶穌基督的全備真理，尤其是通過《約翰福音》的詮釋方式。

除了哲學政治文化的軟件環境，羅馬帝國前所未有的版圖擴張、發達的交通、繁榮的貿易、強大的軍事所保障的社會安定，也達到了人類歷史中絕無僅有的輝煌，這無疑成為福音傳播的最有利的硬件條件。在此基礎上，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聖靈的大能工作，將福音從猶太人開始，迅速傳播到其它民族和地區。安提阿教會，作為第一個非猶太人教會，差派了歷史上的第一位宣教士 -- 使徒保羅，通過三次宣教旅程，將福音甚至傳到了羅馬帝國的首都。盡管如此，基督教從一開始，就受到猶太宗教保守勢力和羅馬政治勢力的聯合絞殺。從耶穌被釘十字架開始，他的門徒們就不斷遭受逼迫，並湧現了大批的男女殉道者，前仆後繼。

在基督教獲得羅馬帝國政府許可的自由之前，即在公元 313 年頒布《米蘭詔諭》的政令之前，盡管遭受殘酷的逼迫，基督教對羅馬文明還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基督徒生活在羅馬統治的境內，形成了許多執著的基督教倫理文化特征，與希臘羅馬倫理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羅馬文化崇尚男性的健美和勇猛，因此，出生男嬰如果看起來不健壯，就會遭到遺棄野外。但是，基督徒卻拒絕遺棄自己的孩子（參看殉道者猶斯丁公元2世紀的著作《致丟格那妥的信》），無論是否健美。此外，盡管全世界當時都是一夫多妻制，基督徒卻嚴格堅持一夫一妻制。基督徒對婦女和兒童權利的尊敬，遠遠超越已經領先於全世界的希臘羅馬文明。這不是人類自身靠自覺所能達到的文明高度，而是神性信仰責任的啟示性真理所帶給基督徒的亮光和高層次的文明內涵，以及履行神性和人性的雙重責任的強大心靈動力。

順便提一下，即使在羅馬帝國之外的古波斯（伊朗）甚至里海地區，接近中亞，基督教信仰在當地的文化中也如明燈照耀，遠遠超前於當地的依靠人類自身發展的文明程度。根據在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交界處的幾度易幟的埃戴薩（Edessa）王國的基督徒巴代散（Bardaisan 154-222 後被定為異端）的《疆域之律法書》（Book of the Laws of the Lands）的記載，基督教當時向東傳播之遠，令人吃驚。他在書中記錄了當地和東邊地區的基督徒群體持守以信仰為基礎、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的倫理風俗，說："我們在帕提亞（Parthia）的弟兄們，他們不娶兩個妻子，猶太基督徒們也不行割禮。我們在吉蘭（Gilan）和貴霜（Kushan）的姊妹們不與外邦人結婚，那些波斯的基督徒不和他們的女兒結婚。那些米甸（Media）的基督徒不拋棄死人，也不把他們喂狗，也不把快要死的人活埋。埃戴薩的基督徒不會殺死那些犯了奸淫的妻子和姐妹，哈特拉（Hatra）的基督徒拒絕用石頭打死小偷。"

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之後，就給羅馬希臘文化注入了真理的神性信仰元素。教會得到空前發展，教義和教會體制趨於成熟。公元 476 年，羅馬帝國包括首都在內的核心圈被北方的野蠻北歐民族所擊敗佔領，西羅馬消亡。在之後的 500 年裡，由於教會對這些野蠻民族進行了成功教化，並結合東羅馬-希臘文化在東歐的文明，才形成了以基督教信仰為核心的新西方文明的雛形，並最終通過西歐的由馬丁路德發動的基督教改革，將這種神性與人性有機結合的西方文明推向新高度。這個過程類似於《出埃及記》的模式 -- 從文明形態最低級別的奴隸和野蠻人開始，通過接受神性信仰、倫理法典、國王和教皇的憲政二權分離，精神和物質文明程度就得到空前發展和提高。

那麼，為什麼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的一個世紀，巍然屹立8個世紀的羅馬帝國卻亡國了呢？這也是為什麼當時許多人指責，是基督教導致了軟弱的文化，因此羅馬帝國衰落。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目睹了西羅馬的滅亡，出於為基督教辯護的動機，寫下了歷史巨著《上帝之城》，說明世界上的國度不是永恆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而上帝之城跨越歷史長河和國家民族的界限，永恆屹立。奧古斯丁的辯論是有力的。也就是說，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文明並不是服務於國家，而是服務於人類，是以人為本、以耶穌基督為主的神性信仰文明，其宗旨是愛上帝與愛人。愛國主義是人性文明的產物，鼓吹國家是最高的負責對象，並因此有合法和 "高尚" 的理由踐踏其它國家的人權與和平。

羅馬帝國的衰敗，並不是基督教所導致的問題。一方面，可以認為是擁有弓箭和快馬優勢的野蠻游牧民族對定居民族的武力戰勝。在火器發明之前，是世界文明史中許多地區都存在的現象，並且在東方的中國也不例外。從另一方面，需要觀察到的是，西羅馬消亡了，對基督教有什麼影響呢？"在西羅馬滅亡和蠻族們鐵蹄蹂躪的惡劣環境中，耶穌基督的教會卻巍然屹立。修道院保存並抄寫了大量的書籍和經典著作，使得西方文明的知識得以延續下去。並且，教會開始在戰火的廢墟上向這些野蠻的異教民族傳福音。500 年後，整個歐洲由野蠻入侵者建立的國家都皈依了基督教，被教會和福音真理所馴服，跨入文明社會的行列，並建立起新興的國家，先後是法國（公元 496）、愛爾蘭（561）、英國（697）、北歐和俄羅斯（公元 1000 年前後）等。"（參看筆者的《神性與人性 -- 燃燒的荊棘》）

也就是說，上帝的智慧高於人類的見識。羅馬帝國的西羅馬的滅亡，導致野蠻民族有機會進入基督教文化環境，接受基督教信仰，並締造出全新的西方文明。作為東羅馬帝國，保留了希臘羅馬文化，但是整體的基督教信仰和社會文明，卻沒有可觀的發展﹔這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局限性和束縛性。作為西羅馬的地區，那些新興的西方國家皈依基督教後，在經過神性的信仰之火錘煉後，由於沒有文化傳統的包袱，基督教迅猛發展。之後，西歐通過十字軍東征才接觸到並學習了東羅馬的世俗人性文明（並導致文藝復興運動），兩者集合逐漸形成了理想的新文明模型，讓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開始遙遙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