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ta2009.org/2012/08/blog-post.html)。

之所以《史記》中沒有對匈奴人（後來的突厥人）特征的描述，應該是因為，除了眉骨高和鼻子較大之外，匈奴人與那時候中國北方的漢族看起來差別不大，秦始皇的兵馬俑的面貌特徵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唐朝史書中也沒有記載回鶻人的面貌特徵，除了他們與漢族同屬東亞人種形像的大范疇之外，還因為唐朝時期中國北方漢族與突厥民族來往頻繁，不乏混居混血的情況，尤其是隋唐的皇室，在下一章中會提到這一點。因此，突厥民族及其回鶻人的面貌特徵，在漢族人看來並不稀奇。注意看就會發現，回鶻供養人像中的人物特徵，與唐朝繪畫中的人物面貌特徵是何等相似，尤其是服飾穿戴受到唐朝的影響，當然也可能是突厥—漢族混血的後代，特別是作為皇室成員。

因此，今天的維吾爾人當中，具有典型印歐人特徵的，主要是混血的結果，而且數量也是非常少的。在歷史中，維吾爾人與蒙古人混血的數量是比較多的，主要是 14 世紀期間與新疆地區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人通婚的緣故。那些回鶻人與當地土著印歐白種人混血的後代，具有雙方的特徵，如果混血程度高，就更偏像南歐人。還有一些看起來是純粹的白種人，卻自稱是維吾爾人，這顯然僅僅是文化上被突厥化和伊斯蘭教化的當地印歐土著人。

比較而言，北疆的維吾爾族與印歐人的混血規模，要比南疆的小得多。這主要是因為北疆的斯基泰—印歐人是遊牧民族，面對突厥化的威脅迅速西撤了。但是南疆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印歐人，其傳統的吐火羅文明可能是因為深受波斯—希臘—印度文化的影響，在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已經屬於較為成熟的城廓定居文明了，再加上佛教文化的影響，因此遷徙能力和對抗突厥化的能力都差（兵弱畏戰）。此外，由於南疆接受伊斯蘭教的時間較早，印歐民族身份意識迅速淡漠，因此與突厥人通婚的規模較大。其中在回鶻貴族階層中，通婚的現象會更頻繁一些。“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曾對一支居住在塔克拉瑪干沙漠中的居民 -- 克里雅人，進行人類線粒體 DNA（mtDNA）高可變I區的片段分析，根據 Cavalli-Sforza 的三角法計算出克里雅人群的基因來源，其中亞洲成分佔 64％，而歐洲成 分佔 36％。”[280]

最後，作為漢族，與新疆當地突厥民族混血的後代，只是極其個別的，因為兩者之間幾乎沒有通婚現象。此外，公元 9 世紀中期，中國唐朝時期那些南遷的回鶻人，一直深入到今天的四川﹔湖南有些維吾爾族，據稱是蒙古元朝的軍隊所留下的（筆者認為，也可能是南遷回鶻人的後代）。如今，在這兩個地區，盡管與當地漢族混血已久，人們仍然能夠看到他們當中的個別人，其面貌特徵與今天新疆大多數維吾爾族人完全一樣的、古代回鶻人的後代，卻自稱是“四川人或湖南人”。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今天在新疆的絕大多數維族人，仍然是從蒙古草原上帶來的純正血統。這樣看來，如果維吾爾族代表著古代突厥民族的統一面貌特徵，那麼，這說明突厥人與蒙古人完全是不同的民族（或種族），盡管都是古代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的遊牧民族。並且，根據前面的民族歷史和人類學分析可知，維吾爾族與印歐民族之間，沒有任何的種族血緣關係。

2、古代印歐民族與華夏民族之間的文明交流

由於塔里木盆地的木乃伊和河南安陽殷墟（約公元前 1250 - 前 1045 年）考古出土文物（帶有輪子的車、鐵器和馬）的發現，使不少學者認為，在中國殷商時期，由於高加索—西式印歐人一直深入居住至今天的甘肅省地區，所以在距離並不遠的中國（特別是中原地區），一定受到西方古代文明的影響。對此，筆者表示謹慎的同意，因為從甘肅地區到西安城，再到洛陽府，從地理上算是鄰居了，因此通過經商或戰爭，實現這種上古時期的 “全球化”，不存在什麼問題。由於安陽發掘的三大發明（輪車、馬匹和煉鐵術）似乎是突然出現的，可能不是當時中國本土的傳統，而歐洲的這三大發明要早於中國，因此有中西學者因此認為，是古時的西方歐洲文明影響並促進了中國文明在殷商時期的輝煌進步。[281] 然而，這一假設的証據並不充分。

中國的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安陽文物中的一些陶器形狀和木頭上的圖案，經考証都是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兩河流域）。“中國在紀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時期和西方文明接觸的最有趣的証據，是從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將商代陶器和近東中東的形制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很多甚為相像的例子﹔……”此外，安陽出土的“兩輪大車其型式跟巴比倫遺物上的圖畫並無差別。而巴比倫的兩輪大車，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事，其時代比殷墟要早。”[282]

這樣看來，中國的殷商古文明更可能是受到兩河文明（蘇美文明）的影響和促進，而不是西方歐洲文明。在《聖經•舊約》中，有大量篇幅提到兩河地區的亞述古國和巴比倫古國。根據《聖經•創世記10：32—11：1-9》的記載，所有的民族和國家都是在挪亞大洪水之後（約公元前4千年）才發展形成的， 並且在 “巴別塔語言變亂” 之後開始向世界各地遷徙。當時的人們擅長建筑，正在示拿（巴比倫）的一片平原上聯合建造一座大城和高塔，“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語言，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別。” 根據這一記載和邏輯，人類所有的種族，都是從兩河地區遷徙出來的，因此，所有的人類古文明，都應是源自兩河文明。


圖 1-34 安陽出土的殷商時期的兩輪大車

如果古代白種人的文明也是來自兩河文明，那麼，中國殷商的三大發明，就有可能是由那些中亞的土著印歐白種人遊牧民族向東亞傳播來的，畢竟他們在地理上離中東更近一些，騎馬交通快捷便利。安陽出土的殷商時期的數千玉器，多數為新疆和田玉制品，証明了當時中國與中亞之間存在的交流，是通過 “玉石之路”，即後來的 “絲綢之路”。[283] 《史記•李斯列傳》中也提到了公元前 237 年（秦王政十年），李斯上書秦王，提到秦王擁有昆侖山（和田）玉。

同樣，兩河文明也應直接向歐洲的白種人傳播，並且速度更快，因此導致了西方進入鐵器時代，比中國大約早一個半世紀。這樣看來，較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國的殷商文明受到中亞土著白種人所傳播的兩河文明的影響，而不是西方歐洲的影響。當然，這一令人興奮的學術假設，需要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來証明。


圖 1-35 安陽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和 “婦好” 墓的陪葬玉器

此外，這一文明的傳播方式，不外乎通過商業、政治、戰爭和宗教的方式進行。正如漠北草原各民族與中國漢族之間的武力衝突、政治友好往來、通商或宗教傳播，所導致的文明交流和相互影響。還有一種更大膽的假設，認為那些原始中國西面鄰居的印歐白種人，曾經在夏商之前統治過中原的民族。這種可能性是有的，至少甲骨文中記載了雙方的戰爭。如果考古學將來能夠証明，那就需要改寫中國文明史了。

[280] 刘宁：《回鹘人种考》。

[281] E. E. Kuzmina,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第 88页。

[282] 刘志伟：《丝绸之路“起始于殷商 繁荣于汉唐”》，作者为安阳殷都文化研究院院长，2007-8-13 10:57:38发表于安阳旅游网，http://www.aylyzx.com/Htmls/Culture/minsu/078134907.shtml

[28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