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aa2009.com)。

二、景教在新疆地區的傳播（接續上期5、蒙古帝國時期的新疆景教（也里可溫教）和天主教（公元1209—1392年）

早在 1249 年，法國王路易斯九世派遣道明會士——隆如美的安德（André de Longjumeau）前往蒙古遞交國書，之後在新疆境內傳天主教，主要是集中在當時察合台汗國的首都阿力麻里（今伊犁地區伊寧市附近的霍城縣），並受到察合台汗王的優待。[203] 1353 年，察合台的新任汗王開始強制推行伊斯蘭教，強令天主教徒放棄信仰，否則處死﹔[204] 由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差遣擔任阿力麻里主教的聖方濟宣教士伯康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Burgundy）在阿力麻里城被殺，一同殉教的還有其他一些聖方濟宣教士（其中一位是印度人），被殺害的還有一位意大利商人。[205] 1339（或1338）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聖方濟各會的教士 -- 馬黎諾里的約翰（John of Marignolli），前往元朝中國並於 1342 年到達，擔任北京的主教﹔1340 年春天，當這位約翰（或稱為馬黎諾里）路過阿力麻里城，在那裡重建了幾年前因宗教迫害而遭破壞的天主教堂。[206]

1305 年，被羅馬教皇尼古拉四世於 1291 年差遣到蒙古帝國元朝中國的宣教士，聖方濟的修士孟德高維諾的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他在北京給教廷寫的第二封書信中，特別提到住在今陝西省境內的汪古人（即前面提到的南遷維吾爾族的一部分），在國王喬治（George）的帶領下，由原先的景教改信為羅馬天主教，還建立一座教堂命名為 "羅馬教會"。[207] 但是，1298 年喬治國王為效忠於鐵木爾，在戰爭中被敵人俘虜後處死，[208] 他的兄弟們又帶領整個汗國回到景教信仰中。前面提到過，由於汪古人拒絕加入乃蠻突厥汗國發起的對抗成吉思汗的聯盟，並及時通風報信給成吉思汗，受到成吉思汗的報答。從此，汪古皇室的王子們一直與成吉思汗家族聯姻。例如，國王喬治，就先後娶了忽必烈大汗之子的女兒和鐵木爾大汗的女兒。[209]

由以上的這些歷史事件可以看出，蒙古帝國時期，羅馬教廷和歐洲國家的使者常常是取道絲綢之路北線（亞歐大道）進入中國，其中北疆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城（今伊犁霍城縣）是北線的重要城市之一。南部的絲綢之路也在通行，新疆南部的喀什噶爾是必經的大城市。所以，新疆南北的這兩座城市成為基督教中心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盡管喀什噶爾的基督教已經成為伊斯蘭教海洋中的孤島）。此外，高昌地區景教的重要地位仍然保持著。

關於南北這兩條絲綢之路，在馬可•波羅的遊記和裴哥梯（Pegolotti）的《貿易習慣》（Pratica della mercatura）中都有記載。[210] 此外，元朝時期還有一條繁榮的海上大道，是從波斯灣直達中國南方的泉州港（今福建省泉州市），這就是著名的 "香料之路"(Spice Sea Route)，[211] 也有人稱之為 "海上絲綢之路"。在忽必烈蒙古中國元朝期間，中國、伊朗和歐洲實現了暢通的來往交流。

總之，由於蒙古帝國王室對景教的重視，東西方交通的方便和發達，以及與西方羅馬教會的頻繁接觸，景教和天主教在蒙元時期的新疆地區和中國內陸的興盛超過了唐朝，是中亞地區和中國古代史中最為繁榮的時期。

6、蒙元之後新疆地區基督教的衰亡（察合台汗國•准噶爾帝國•中國明清時期）

自公元 6 世紀上葉，景教在匈奴嚈噠族當中開始傳播，至 14 世紀中期蒙古帝國時代景教的繁榮，亞歐大草原上，在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民族當中，景教主要是在最為文明發達的突厥民族當中傳播，並出現了葛邏祿、古茲、乃蠻、汪古（南遷回鶻）和克烈，這些著名的景教汗國。作為另外一個文明發達的蒙古民族契丹人，至少在西遼時期，景教也成為皇家的信仰。後來，這些汗國被野蠻的成吉思汗蒙古人消滅或收編，但景教卻因此傳入蒙古帝國汗室。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越是靠蒙古草原和新疆地區的西部，就越容易接觸到中亞地區的景教。所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住在草原的最東邊，不容易接觸到景教，而在東蒙古草原 -- 華北地區的契丹人，本來受漢族文化影響信奉佛教，戰敗後在新疆 -- 中亞地區建立西遼，通過接觸境內信仰景教的一些突厥汗國而接受了景教。到了一個世紀後的蒙古帝國時期，維吾爾人和契丹人成為整個亞洲遊牧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並從宗教（景教）、政治（行政管理）和文化（文字和頭腦）方面，深刻影響並改造了蒙古人和蒙古帝國。這樣，擁有景教文明的突厥人首先將契丹人突厥化，然後又將蒙古人也突厥化，盡管在蒙古人中的突厥化並不徹底。

景教的勢力范圍，從波斯的首都塞硫西亞—阿拉伯的首都巴格達開始，在唐朝應該是以中國長安所處的經度為東界，到了蒙古帝國時期，一直向東延伸到北京。1275 年，巴格達的景教總主教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大主教區。[212] 著名的維吾爾族景教徒掃馬，就是由北京的景教主教馬爾喬治（Mar George，或馬爾貴哇貴司，Mar Guiwarguis），為他們施行了成為修道士的剔發（Tonsure）儀式。[213]

蒙古帝國的衰亡，也標誌著景教勢力範圍的敗落。盡管如此，景教教會在歷史中一直沒有消失。如今，在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還有大約 8 萬涅斯多留教會的信徒，在印度也有  5 千，在美國有 2 萬 5 千。[214] 1368 年，中國的朱元璋領導漢族人將蒙古人逐出中原，宣告了元朝的滅亡。同時，也將元朝的一切文化學說，包括所推崇的基督教，一並列入禁止的行列。[215] 這是繼唐朝之後，基督教第二次被迫離開中國。

在第一章中提到過，東察合台汗國佔領整個新疆地區，並在 1353 年至 1392 年期間，武力強制推行伊斯蘭教。1392 年，伊斯蘭教化的東察合台汗國攻陷高昌，標誌著新疆地區佛教、景教和摩尼教勢力的正式消亡。1529 年，中國明朝勢力退出東疆哈密，信奉喇嘛教的西蒙古的瓦刺人在噶爾丹汗王的帶領下，佔領新疆北部，他們信奉西藏的喇嘛黃教。1681 年，又佔領南疆和東疆，1690 年，佔領伊犁河一直到貝爾加湖的廣大領土，遂形成准噶爾帝國。

簡略總結一下，基督教在新疆地區的衰亡有以下幾個原因：

1、由於伊斯蘭教的武力強制宣教以及戰亂屠殺，新疆境內的景教和天主教逐漸消失，即使是根深蒂固、枝葉茂盛長達 1,000 多年的佛教也在劫難逃。

2、景教的衰亡也有自身的原因。根據魯卜魯克的威廉 1253 年前往蒙古帝國的遊記，和孟德高維諾的約翰 1291 年前往元朝北京的宣教記錄，都說明了當時的景教徒生活放蕩腐敗，遠離基督教道德。[216]

3、教會領導層的本地化程度不高。盡管東亞的景教出現過維吾爾族人馬考斯和掃馬那樣杰出的本地修道士和神學家，但教會的主教和管理的職責，卻是由景教總部派來的外國人所承擔。當這兩位維吾爾族朝聖者出發經過汪古汗國的時候，兩位汪古國的景教徒王子表示不理解，並勸他們放棄："你們為什麼要去西方呢？豈不知我們費了很大力氣，已經從他們那裡召來了主教和修道士。"[217]

4、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其遊記中，還提到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帝國範圍內的景教缺乏神跡奇事。當波羅家的尼古拉（Niccolo）和馬弗歐（Maffeo）他們兩人，即將離開蒙古帝國元朝中國的時候，懇請忽必烈汗王談談自己對基督教的看法。在他們二人看來，忽必烈認為基督教信仰是最好的，但他卻始終沒有公開表示自己信仰景教。臨走前，忽必烈對此作出了解釋：

"你們一定看到了，這個國家裡的基督徒們是無知、無能的，他們沒有行神跡的能力，但是那些拜偶像的宗教，卻能夠行異能。我坐在桌子前，他們能夠讓大廳中間的杯子飛過來，將其中的酒或飲料倒在我嘴裡，我根本用不著動手。......因此，如果我接受洗禮，接受基督教，人們會認為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218]

最後，忽必烈讓他們轉告教皇，最好能派一百位博學多才的西方宣教士前來，讓那些拜偶像的宗教臣服於基督教的偉大能力。這樣，他看到見証後，就會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的確，對於一個遠離基督教文化的民族來說，在宣教的初期，人們需要看到宣教士所行的神跡奇事，才容易建立起基督教的信仰。根據《聖經•使徒行傳》可知，使徒時代的教會之所以迅速發展，離不開聖靈感動人心、真理更新人的頭腦，以及使徒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聖名，所行的偉大神跡奇事。

5、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景教在巴格達的大本營，早已經落入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手中﹔而突厥人帖木兒的蒙古式帝國以及作為土耳其前身的奧斯曼帝國，都入侵過巴格達，因此景教大本營幾乎被毀滅。[219] 同時，蒙古元朝滅亡後，由於中國明朝漢族的復仇心理，將基督教視為蒙古人的宗教，給予嚴厲的取締。

這樣，新疆地區的景教既失去了西亞的涅斯多留總部母會的支持，又失去了東亞王朝的政治支持，從而成為在伊斯蘭教和喇嘛教急流漩渦中的一片枯葉，一轉眼就消失了。

1759 年，當滿清中國佔領新疆地區的時候，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只有林立的清真寺，其它宗教已經消失在沙漠或古城的廢墟中。後人只能從寂寞蒼涼的絲綢古道上，新疆地區一些殘存的文明遺跡中，發掘一些書籍或物品，來沉思這些宗教在新疆土地上曾經有過的輝煌和血淚歷史。

然而，自 1392 年東察合台汗國佔領景教和佛教的最後一個堡壘 -- 高昌（吐魯番），從而在整個新疆地區全面實現伊斯蘭化算起，近 500 年之後，來自英國和瑞典的一群基督徒宣教士到達新疆地區，開始了宣教活動，譜寫基督教在這個地區新的歷史篇章。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公元 19 世紀末期（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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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3頁。

[204] 同上，55-56；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英文译本，344。

[205] Christopher Dawson, Mission to Asia, 第xxxiv頁。

[20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263頁。

[207] Christopher Dawson, Mission to Asia, 第225-226頁。

[208]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第302頁。

[209] 同上，第301-302頁。

[21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56頁。

[211] 同上，第255，257頁。

[212]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302頁。

[213]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第27頁。

[214]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第113頁.

[215] Christopher Dawson, Mission to Asia, 第263頁。

[216]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211頁。

[217]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303頁。

[218] 本段参看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New York: Cosimo, Inc. 2006), 第116-117頁。

[219]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 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