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aa2009.com)。

第三章、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的新疆基督教歷史（1888-1938）

四、暴風雨的到來

30 年代初期，宣教工作進入屬靈的突破時期。進入 30 年代（1931-1933），新疆出現內亂，戰爭頻繁，政局動蕩。這個時期，宣教士們是和中國國民黨新疆政府相處。下面，我們簡要介紹一下瑞典宣教士們在南疆宣教期間，新疆所經歷的複雜政治歷史背景。

[97] 1911 年（清宣統三年），中國湖北省爆發武昌起義，史稱 "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滿清王朝，並建立中華民國。1912 年 2 月 12 日，在原清朝將領袁世凱的脅迫下，清朝宣統皇帝溥儀宣布退位，清朝滅亡。5 月 18 日，北京袁世凱政府任命原清朝鎮迪道台楊增新為新疆都督，統管新疆。

[98] 從 1912—1928 年，楊增新執政新疆 17 年，雖然是獨立的軍閥割據，與外界隔絕，但隸屬於北京北洋政府，並且積極實行 "改良政治和民生政策"，因此新疆又度過了一段平穩的時期。當時，清政府在倒台之後，整個中國都處於軍閥割據狀態，中華民國政府還沒有力量統一中國。1918 年 10 月，共產主義革命在俄國成功，沙俄軍隊兵敗逃入新疆北部，後被蘇聯紅軍和新疆軍隊聯合剿滅。

[99] 在宗教政策方面，楊增新對伊斯蘭教進行種種限制和規範，實行政教分離，隔絕國外伊斯蘭教勢力的介入。例如，在1915 年 9 月，省政府下令封閉了在南疆阿圖什的師范學校，這是由奧斯曼帝國派遣的凱馬爾一行人員所辦的學校，旨在宣傳 "泛伊斯蘭主義" 和 "泛突厥主義" 的雙泛思想。1917 年，凱馬爾一行人被監禁，1919 年，被遣返出境。另外，1917 年 3 月至 1927 年這十年間，禁止新疆穆斯林前往麥迦朝聖。1923 年，還拒絕土耳其的宣教團體進入新疆。[100]

前面提到過，進入 1920 年代後，也就是楊增新執政期間，瑞典教會的宣教工作開始進入收穫季節﹔1925 年，拉科特說，東突厥斯坦的宣教收穫季節終於到來。[101] 可見，政治勢力和環境對宣教工作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102] 1928 年 4 月，中國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政府，中華民國開始了統一中國的進程。6 月，楊增新發電報宣佈服從南京政府，在新疆懸挂中華民國的 "青天白日" 國旗。7 月 7 日，新疆內部政變，楊增新在迪化出席俄羅斯學院頒發儀式的時候遇刺身亡。[103] 省政務廳長金樹仁平息政變，出任新疆主席兼軍隊司令。

[104] 由於金樹仁在執政期間，激化了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的矛盾，維吾爾穆斯林開始暴動，大肆屠殺漢族人，伊斯蘭教的聖戰勢力開始抬頭。1931 年 5 月，甘肅省回族軍閥馬仲英以 "解救伊斯蘭教兄弟" 為口號，進軍新疆，攻打東疆的哈密城。後馬仲英受重傷撤退。次年八月，馬仲英的回民穆斯林叛軍，兵分兩路進攻新疆，南路由馬世明率領，聯合維吾爾族穆斯林合加•尼牙孜（Hojia Niyaz）等人的叛軍，佔領鄯善，大肆屠殺漢民，並正式號召 "伊斯蘭聖戰"。新疆省軍隊前來，收復鄯善，下令屠城三日，濫殺維族人。

1933 年 2 月，馬仲英的部隊攻佔庫車、阿克蘇等南疆城鎮，和田、莎車、喀什各地紛紛響應馬仲英，發生暴動。東路由馬全祿率領，繞過哈密，於 1933 年初包圍了迪化，與省城守軍展開拉鋸戰（下面就會提到，宣教士巴富羲記錄了這次圍城之戰）。這時，馬仲英親自率領 3,000 多人殺入新疆，佔領哈密，並與當時已稱王的堯樂博斯（Yulbars）所率領的維吾爾穆斯林軍隊聯合，進軍迪化。省府危在旦夕之際，1933 年 4 月 12 日，金樹仁電告南京政府辭職。1934 年 2 月，蘇聯紅軍出兵擊退馬仲英的回-維聯軍，方解迪化之圍。

這一事件當然影響到南疆的宣教工作，瑞典的宣教士們提到這一點，並稱之為 "穆斯林革命" 或 "第一次迫害"，於是暴風雨來到。[105] 1933 年 11 月，南疆以維吾爾族為主的穆斯林暴動軍隊進入喀什噶爾，12 日宣佈建立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以伊斯蘭法律取代中華民國法律，發行新貨幣，宗教領袖合加•尼牙孜（Hojia Niyaz）出任總統。他們號召聖戰。[106]

1933 年, 南疆的 300 名維吾爾族基督徒，被來自和田的狂熱維吾爾族穆斯林武裝力量的頭目艾米爾•阿卜杜拉（Emir Abdullah 艾米爾的意思是國王）下令處死，全部殉教。在喀什噶爾的教堂、印刷廠和孤兒院被毀壞，瑞典宣教士被控制，孤兒院的男孩被殺死，女孩被強迫嫁給穆斯林，學校等場所被佔領、毀壞。

 

（圖3-8 疏勒/漢城教會﹔出自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107] 1930 年，盛世才來到新疆，次年被任命為 "東路剿匪總司令"，對付馬仲英的二次犯疆。1933 年，金樹仁辭職後，盛世才開始控制新疆，並積極聯合蘇聯共產黨。1933 年 11 月 — 1934 年，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同時由於蘇聯驚覺到德國和日本法西斯與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開始合作，於是派紅軍兩次出兵新疆，擊敗馬仲英在北疆和東疆的勢力。1934 年初，馬仲英兵敗撤往南疆，其手下馬福元於 2 月 6 日率部隊輕取喀什噶爾城，成立了不到三個月的 "東突" 政權瓦解。[108] 1937 年 9 月，蘇聯紅軍再次出兵南疆，消滅了馬仲英的殘余勢力。自此，新疆開始重新統一穩定。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也開始進入盛世才政府，並在 1937 年 7 月設立烏魯木齊（迪化）八路軍辦事處。[109]

 

（圖3-9 被毀壞的疏勒/漢城教會﹔圖片來源同上）

 

瑞典宣教士提到了這些事件，稱之為 "內戰"、"俄國人的時代"。[110] 1935 年之後，大批蘇聯人被派遣到新疆，參與政府軍隊各部門的工作，擔任顧問和技術指導。同時，幫助新疆省政府制定了 "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 六大政策。[111] 這是典型的共產黨式政策模型："反帝" 是指反對西方國家，並且這是首當其衝的任務。

於是，盛世才政府開始瘋狂迫害留在當地的基督徒，這就是瑞典宣教士所稱的 "第二次迫害"。根據瑞典宣教士文各特（R. O. Wingate）的記載，當時新疆的伊斯蘭教也遭到政府同樣嚴厲的打擊，許多穆斯林領袖被處死。也就是說，盛世才政府執行的是共產主義無神論政府的反宗教政策。[112] 這段時間，許多宣教士開始撤離，大部分當地教會的成年負責人和宣教士被暗殺。根據官方報道，有 15 名重要的教會工作人員被政府處決。年幼的基督徒當中，也有的被殺害。當時，所有重要的教會工作人員都被殺害了。有幸存的基督徒從喀什噶爾寫信告訴瑞典的宣教士，說："我們所有親愛的朋友們，都在 1937 年的冬天被迫害折磨死了。"[113]

[114] 在所有宣教士於 1938 年 8 月離開喀什之後，塞爾維夫婦又在喀什堅持住了 5 年。1938 年 1 月，斯各萊德•塞爾維夫人（Sigrid Selvey 於 1943 年全家人到達印度）在信中提到她去年8月的婚禮，是由英國領事主持的，地點在宣教機構的教會裡，當時教堂裡擠滿了幾百位不懼怕的人們﹔人們仍然來宣教機構，也不懼怕威脅，繼續參加教會。1938 年春天，形勢更加惡化，許多為瑞典宣教機構和英國領事館工作的當地人遭到逮捕。

1938 年 8 月，盛世才秘密訪問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見，成為一名蘇聯共產黨員。[115] 就在同一時間，1938 年 8 月，最後三名瑞典宣教士被驅逐出喀什噶爾。同時，"內地會" 宣教機構（英國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辦）駐烏魯木齊的辦事處也被驅逐。[116] 於是，三位英國宣教士和三位瑞典宣教士，在為塞爾維夫人的女兒安妮（Anne）施行洗禮後，一同離開喀什噶爾，進入印度。[117]

[118] 1938 年冬天，瑞典宣教士們留下的錢物通過塞爾維夫人，幫助了當地一些基督徒家庭，尤其是孤兒寡母。這筆錢還幫助一些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們轉移到印度，其中包括那位有影響力的當地基督徒——約瑟夫•可汗的孩子。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塞爾維夫人成為許多基督徒的巨大鼓勵，她的丈夫是塞爾維博士。1943 年，塞爾維博士帶著全家人轉移到印度。

1939 年春天，新疆盛世才政府下令，驅逐所有南疆的外國人出境，包括英國公民和英國籍的印度公民，理由是這些外國人參與了帝國主義的活動。[119] 這一年宣教士們接到來信，說瑞典教會在南疆的宣教辦事處被軍事人員佔領。[120] 這期間，許多南疆的維吾爾族等突厥居民逃亡到印度。[121]

宣教士們撤離之後，開始在印度的新疆突厥難民中從事宣教工作﹔而那些留在新疆本地的基督徒們，遭到殘酷的迫害和殺害。前面提到，那位南疆本地非常有影響力的基督徒約瑟夫•可汗，在1933年 "穆斯林革命" 中逃到印度，並在宣教士的支持下上學，成為一名大有影響力的牧師。當瑞典宣教士撤退到印度後，就與他一同工作。但是，約瑟夫的婚姻有嚴重的問題，前後兩位妻子離開他。[122]

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國際形勢急劇變化，盛世才權衡利弊，決定投靠國民黨政府。1942 年 4 月 12 日，盛世才新疆政府公開反共反蘇、親國民黨、親英美，並於 1943 年 9 月 27 日將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毛澤民、陳潭秋和林基路處死。[123] 毛澤民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弟弟。1943 年，瑞典宣教機構接到在喀什噶爾的塞爾維夫人的來信，說蘇聯人全都被趕走了，當地自由多了，人們不再像從前那樣躲著基督徒和西方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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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45頁。

[98] 本段参考同上，第146頁。

[99] 本段参考同上，第169-170頁。

[100] 同上，第171-172頁。

[101]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16頁。

[102]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49-150頁。

[103] 内地会驻乌鲁木齐的英国宣教士乔治·航特提到这一刺杀事件，但是并没有说明是内部政变。请参考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Newington Green, N. 16, first published in 1948, 第84頁。

[104]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51-153，155頁。

[105]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Original Table of Contents: VI, 第7頁。

[10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73-175頁。

[107] 本段参考同上，第153-156頁。

[108] 同上，第179頁。

[109] 同上，第157-158頁。

[110]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Original Table of Contents: VI, 第7頁。

[11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55頁。

[112] R. O. Wingate, the Steep Ascent,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urkestan,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46 Queen Victoria Street, London, E.C.4. 大概是在1948年初版，第23頁。

[113]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31頁。

[114] 本段参考同上，第23頁。

[11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56頁。

[116]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23-24頁。

[117] 同上，第24頁。

[118] 本段参考同上，第24-25頁。

[119] 同上，第 24頁。

[120] 同上。

[121] 同上，第25頁。

[122] 同上，第27-28頁。

[12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63頁。

[124]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