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筆者與戴德生或內地會的接觸，照世俗人的講法是偶然，但對基督徒來說，是神冥冥中奇妙的安排。
戴德生感人名言
筆者讀小學時就信主，並且越信越覺得這位神真偉大，私自許願：將來要到世界各地向自己華人同胞宣揚這位神。筆者當然沒有見過戴德生，倒有聽過他的名言：「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戴氏生為英國人，卻對中國人民靈魂如此的關心，筆者若不兌現自己的心願，應該感到慚愧！
難忘徐松齡牧師
1959 年某日在印尼萬隆某街自己騎腳踏車，在轉彎處看到一家私營之基督教 "書店"，停下來看看，原來是徐松齡牧師在他住宅開設之 "福音閱覽室"。沒有想到，這麼一認識，就成為終身福音使者之伙伴。後來知道徐牧師是曾經去過中國四川的內地會宣教士，也講了一口四川國語。我自己的母會—萬隆佳音堂—成立初期沒有牧師，開始經常請徐牧師來到青年團契証道，後來到教會主日講道。徐牧師愛華人心切，又熱衷傳福音，頗受華人教會歡迎。徐牧師幾乎成為我們的義務牧師﹐而佳音堂也似乎成為他和師母在印尼之 "母會"。
徐牧師夫婦對筆者走這條事奉的道路，實有極大幫助。筆者的父母雖然是基督徒，但因家境貧寒，盼望自己兒女高中 畢業後，出來幫家庭生計。沒想到當筆者向父母提說要到香港讀神學時，老人家嚴厲地攔阻說：別夢想，你逼我們吊頸，也拿不出錢買一張由印尼到香港之機票。﹝按：那筆錢相當於我們一家人半年之生活費。﹞徐牧師夫婦恆心之安慰和勉勵，是筆者繼續走這條奉獻之路不可少的鼓舞。
筆者在印尼有幾年時間，經常與徐牧師一同作探訪工作。自己後來到香港，不久又到美加，大半生到海外，與徐氏隔開多年。沒有想到，在九十年代又與徐牧師夫婦在加拿大多倫多相會。十幾二十年來又多方相處，直到 2005 年徐牧安息主懷為止。
錯失相助戴院長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開辦時，戴紹曾牧師當選為院長。筆者當時從美國 Princeton 神學院深造，主修聖經舊約，完成 Th.M. 學位課程。戴院長要筆者前往駐院，幫教舊約科目。當時自己心想，打鐵要趁熱，修完 Ph.D. 才說，就婉拒好意。如此錯失良機，實在遺憾！
欣逢馮浩鎏主任
由於筆者經常參加國際性大 會，在幾個場合欣逢當選為 OMF 總主任之馮浩鎏醫生。接觸比較密切的一次，乃於 2010 年 8 月 10 至 13 日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行之世界華福主辦之第三屆世界華人神學教育諮詢會議。該會主題定為：全球化，多元化及普世宣教呼聲—廿一世紀華人神學教育的挑戰。馮主任作主題講員，有幸大會安排筆者作回應。
認識戴繼宗牧師
筆者與戴繼宗牧師見面不止一次，但通過他的 DD (非指 Dark Dragon = "烏龍" ，而解作 Dry Dad = 乾爹)李秀全牧師，對戴牧師有較深入的認識。2013 年一月華福在台灣主辦之"神學院院長及機構主管"的會議中，大家又再見面。他提到有意到中南美洲之巴拿馬及哥斯達黎加一行，筆者樂意照囑幫忙聯絡當地之教牧同工。
與忻牧師一同瞻前
今年適逢戴德生來華及組織內地會這重要聖工一百五十週年﹐去年開始有幸與 OMF 安省地區主任忻晉宇牧師，一同籌劃今年四月下旬一連幾天的慶典。回想過去幾十年與戴氏及內地會不絕之緣，自己越來越覺好像是他們的同工之一。
筆者好奇：憑以上種種的接觸與配搭，未知 OMF 有否把筆者算為內地會的一份子，真是拭目以待！
中國內地會與中國基督教教育淺談
鄒永恆
相信任何研究中國教會發展歷史的學者，都不會反對中國內地會對中國教會發展的重大貢獻。1854 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抵達上海，開始了他一生與中國不可分割的關係。1860 年，戴德生因病不得不回到英國作長時間的休養，滿以為要中止在中國教會的服侍，但這個停止卻成了內地會建立的關鍵。這段時間讓戴德生重新思考中國福音工作的策略及長遠的方向，並在 1865 年於英國成立中國內地會，要將福音傳遍中國每一個角落。
若我們根據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史》中將基督教事工歸納成佈道、文字、教育、醫藥、社會等五方面，我們大體上相信來華宣教士一般都是以傳播福音、領人歸主作為工作的重點。內地會成立的目的乃是要將福音盡快傳給中國人，所以主要資源都放在開荒佈道工作上，包括辦學及醫療工作。至於內地會所建立的堂會採取甚麼方法來培育信徒，我們能找到的資料及記錄不多，除了是因為其事工重點是傳福音外，人手不足也許是對當時教會未能推行全面的信徒培育工作的原因。
以湯清的研究結果為例，1881 年內地會在 11 省共有 70 個總站及支站﹐來支援各城鄉的福音工作及教會牧養工作，但當時內地會在全國只有約 100 位傳教士，如何能在努力進行傳福音工作的同時，又兼顧那日漸增長的信徒群體的需要呢？ 這幾近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當我們看見華人教牧同工人數有著幾何級數的增長(至 1905 年戴德生去世時已有 1,282 位華人同工)，我們似乎可以肯定他們在當時教會的培育工作發揮了一定的果效。
其實﹐戴德生一直關注如何培育信徒成為教會領袖，他相信總有一天宣教士要往別的地方去，而讓中國信徒自己牧養教會。所以在內地會成立十年後，我們看見宣教士的工作主要是負責拓展教區、訓練華人教牧同工、考查願意接受洗禮者的心志及為其施洗、主持教會學校，並協助有需要的佈道所等工作，而教會牧養工作，包括主領主日崇拜聚會、探訪信徒等事工，已經主要由華人教牧同工負責。
當時在培育信徒事工上最大的困難，是大部分信徒都是文盲，以致信徒根本無法自行閱讀聖經。戴德生相信改變人生命的是聖經，所以一直強調講道與聖經教導。為了要幫助信徒們明白聖經真理，生命得以成長，他在寧波教會教導信徒採用羅馬拼音來讀聖經。這樣，即使信徒不懂看中文字，也可以把字音拼出來，那就能讀、又能明白經文的意思了。可見，聖經教導是戴德生及內地會所強調的信徒培育重點。
大體上來說，由於戴德生本人及其創辦的中國內地會是一個篤信聖經、強調教導聖經真理、並只倚靠神的信心差會。所以其建立的教會，主要是以聖經教導作為信徒培育的重點。透過主日崇拜的講道、主日學，甚至為信徒提供聖經研究查經班，讓他們更深認識信仰，然後接受洗禮。信徒其後繼續透過上述這三方面的事工來學習真理，了解基督徒待人處事的原則，從而在生活中倚靠主、見證主。(註：本文中"基督教教育"專指教會內進行之信徒培育事工。)
我們需要不同性質的差會
葉大銘
戴德生創辦中國內地會，藉這差會有很多宣教士從西方去中國宣教。因為政變，宣教士離開中國，蒙神帶領進入亞洲其他國家宣教，改名為海外基督使團。起初宣教士都是從英美兩地出來，後來有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教會。到了 1970 年代，亞洲教會開始差派宣教士，加入海外基督使團，因此這差會變為國際差會。
我在 1980 年加入海外基督使團前往日本宣教，當時並沒有很多亞洲宣教士。但是漸漸多了，宣教團隊變為多元文化的隊工。多元文化的隊工是一個很好的模式，也能彰顯在基督裡合一的意思。但是這模式也帶來很大的挑戰﹐在 1980 年代後期，海外基督使團遇到不同的張力，有不少的隊工中的誤解和衝突發生。在這裡我想淺談這些誤解和衝突，以及差會可以怎樣解決問題。
多元文化的隊工中的誤解和衝突
多元文化的隊工中的誤解和衝突有不同因素，這裡簡單說明一些因素。
語言和溝通
母語是我們最能表達的語言﹐用非母語來溝通，表達力便大打折扣。在隊工裡，需要不單普通應酬的話語，而是深入的語言技能。因此不是母語，就很難深入溝通。不單與分享有關，在討論事工時，詞不達意，意見不容易被接受，甚至害怕說出來。這樣，英語不是母語的宣教士會成為不被重視的隊員，甚至被定位為沉默和不善溝通。
語言只是溝通的一小部分，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溝通因素，包括溝通方式，非語言（形態語言）溝通方式，和價值觀等。
在溝通方式中，首先要注意處境是低處境或是高處境。在低處境溝通中企圖和意思最好藉清晣的語言來表達，因此會說很多話來講清楚，例如上司向下屬解釋要做的工作。在高處境溝通中企圖和意思最好藉處境(例如角色和地位)和形態語言來表達，例如結婚多年的夫妻，很多時表達盡在不言中。很明顯，從高處境文化來的宣教士（例如很多日本人）與從低處境文化來的宣教士（例如很多美國人）溝通時，便容易產生問題了。
形態語言包括面部表情、眼睛行為、手勢、身體觸摸、處理自己身體附近的空間等。文化對這些都有重要的影響。不同文化的宣教士可能因這幾方面的差異而造成誤解。
價值觀的差異帶來的影響也是很大的。這裡簡單說明一些重要的分別。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個人的身分、權利、和需要比團體的身分、權利、和需要更重要。在集體主義的文化中﹐團體的身分、權利、和需要比個人的身分、權利、和需要更重要。
個人主義的宣教士會比較重視私隱，容易競爭;集體主義的宣教士則不太重視私隱，重視和諧關係。前者可能覺得後者太好事饒舌（粵語諸事八掛），後者則可能覺得前者沒有人情味，容易破壞和諧。
著重地位和著重成就
著重地位的宣教士以地位和階級來定身份，重視高階級的人;著重成就的宣教士則以成就來定身份，重視個人的功績。如果遇到高階級但是沒有才能的宣教士，他們不會特別敬重。這樣便會引起衝突。
權力距離
與著重地位或成就有關連的是權力距離。權力距離指在一個交際場合中接受和遵守不平等權力分配的程度。在低權力距離中，人們傾向著重平等和平權關係，與按著功績得到同等賞罰。他們不太理會地位、階級和年齡，喜歡平等待遇。
在高權力距離中人們傾向接受不平等權力分配和不平等角色關係，與按著地位、階級、名號和年齡得到賞罰。他們願意接受不同待遇，對人的尊重在乎對方的地位、階級、名號和年齡等。
有高權力距離的宣教士會覺得有低權力距離的宣教士言行沒有禮貌，太自私。後者則覺得前者太拘泥，不尊重個人權利。
面子（光榮和羞恥）的處理
面子是一種感受，和自我的社會價值有關。在溝通中要注意留自己面子，也要顧念對方的面子。每個社群都著重面子，但是仍然有重要分別。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自己面子是最重要。在集體主義的文化中，對方的面子比較上更重要。前者（例如很多美國人）不接受別人給的羞辱，但是卻不會給別人留面子。後者（例如很多日本 人）則留心給別人留面子。所以在這方面宣教士會遇到衝突。
差會在架構上的解決
在個人方面，當然有基督謙卑柔和的心是最重要的。從差會來看，則需要在架構上改變，減少誤解和衝突。有些差會重新組合多元文化的隊工，分配接近文化的組員同屬一組，這樣便減少誤解和衝突。
有些差會更直接了當廢除多元文化的隊工，以不同文化劃分部門，不同文化的宣教士屬於不同部門。現在主要世界（南方國家）差派的宣教士已超越西方，主要世界的差會也如雨後春筍出現。這些同一民族或文化的差會可以減少很多多元文化帶來的問題。
我認為神是興起不同性質的差會，沒有一種差會是完美和最有效的。國際差會可以更有力反映基督的豐盛和基督裡的合一，和利用不同的恩賜背景，但是需要克服多元文化帶來的問題。單一民族或文化的差會可以減少很多問題， 但是需要擴大眼光，除掉民族偏見，多和其他差會聯繫，表現基督裡的合一。這樣，神便藉這麼多的不同性質的差會來完成宣教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