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ta2009.org/2012/08/blog-post.html)。
第一章、新疆地區歷史概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Uyghur, Uighur），簡稱新疆（意思是新的疆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一個省區。這裡地處中亞邊緣，如同 "一個四通八達的十字路口"[1]，在歷史中是多種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匯集之地，自古以來就充滿了神秘和危險的色彩。在蒙古帝國元朝之前，陸地絲綢之路[2] 是東亞—中國與西亞—羅馬連接的主要交通紐帶，而新疆地區則是東亞特別是中國，與中亞之間往來的必經門戶，屬於宗教傳播、商業往來、文化交流，以及政治和軍事碰撞的過渡地帶。
新疆，位於亞歐大陸中部，中國西北地區，地處東經 73º 40'∼96º 23'，北緯34º 25'∼49º 10'之間，面積 166 萬多平方公裡，[3] 相當於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面積總和。[4] 新疆的東南面與中國的甘肅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區為鄰，從東北到西南，分別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Mongolia, Russ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Afghanistan, Pakistan, India）這八個國家接壤。全省的國界線長達 5,400 公裡。[5]
新疆的地理面貌獨特，有河流、湖泊、山脈、冰川，還有沙漠、綠洲、戈壁，自然景觀壯麗而迷人。新疆著名的地理特征是 "三山夾兩盆"，即最北端的阿爾泰山，山之南是准噶爾盆地；中部的是天山，山之南是塔裡木盆地；南部的昆侖山。其中在准噶爾盆地裡，有古爾班通古特沙漠（Gurbantunggut Desert）；而塔裡木盆地則有中國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習慣上，人們將天上以北的地區成為北疆，天山以南的地區成為南疆。天山山脈東段的地區成為東疆。[6] 如今，北疆是相對富饒發達的地區，包括 "塞外江南" 伊犁地區，以及首府烏魯木齊市（古准噶爾蒙古語，意思是 "優美的牧場"；唐貞觀 22 年•公元 648 年，唐朝政府在距今烏魯木齊以南 10 公裡處設置輪台城，即今烏拉泊，具體位置有爭議，是當時絲綢之路新疆北道上唯一的收稅、管理和供給城 [7]）。而南疆地區，盡管沙漠中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綠洲上的經濟和文化卻十分落后。
本章主要介紹新疆地區的宗族—民族歷史、維吾爾民族和宗教歷史，以作為必要的宏觀框架和平台，來襯托和深化本書的主題：基督教在新疆地區的歷史。
一、新疆地區種族史和民族史
由於新疆地區位於中國內陸和中亞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本人在研究闡述新疆地區歷史的過程中，是以統治新疆本地的歷代中不同種族/民族的王朝為視角中心，同時以東面的中國、蒙古等王朝歷史，和西面的中亞、西亞地區、包括波斯、希臘和羅馬的王朝歷史，作為參照坐標。盡管自公元9世紀中期以來，蒙古人和漢族人對這個地區的控制時間最長，但是以新疆本地歷史為中心的研究角度，有利於突出新疆地區獨特的歷史面貌和內涵。
通常人們認為，新疆就是中國古代所稱的 "西域"（Western Regions），但這種認識是不准確的。"西域" 這一地名，最早出現在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8] 關於西域所包括的地理范圍，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9] 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即西域的范圍非常大，包含整個中亞地區，現在的新疆屬於其東部。東漢著名的歷史學家班固（其弟是東漢名將班超）所著的《漢書•西域傳》中，也稱西域為 "塞地"，即塞人居住的地區；從漢朝中國進入這個地區稱為 "出塞"。根據中國西域學者高永久的研究和日本西域學者羽田亨的定義，漢朝和唐朝的廣義 "西域" 地理范圍是自玉門關—敦煌以西，包括中西亞地區，甚至歐洲；而狹義的西域是以蔥嶺（帕米爾高原）為中心的四周地區，即包括中亞的部分地區，比現在的新疆范圍要大。[10] 因此，我們可以用大、小西域的概念來區分。
新疆地區在歷代不同的種族王朝統治下，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名稱。中國人在某些歷史時期，也曾籠統地把新疆地區稱為西域。直到 1759 年，這個地區才被滿清帝國命名為新疆，從此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在此之前，新疆地區被中亞和本地土著的印歐人，還有外來的殖民者波斯人和希臘人，以及後來東亞的匈奴人、突厥人、西藏人、契丹人、蒙古人、漢族人反覆爭奪，或統一獨立、諸國割據，或成為其它帝國的臣屬國。
中外歷史學家公認，關於中亞和新疆地區的古代歷史，最早的文字記載來自中國漢朝的歷史資料。[11] 正是漢朝的中國官方，通過前後派遣張騫和甘英出使西域，正式記載了聯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和西域的異族風土人情。根據南朝宋歷史學家范曄的《後漢書》，公元97年（漢和帝永元九年），東漢駐西域都戶將軍班超（駐塔里木盆地北緣的庫車附近），派遣其副將甘英出使大秦（或犁鞬，即羅馬帝國）。這支使團抵達了西海（地中海）東岸，當時羅馬帝國的敘利亞省的首府安提阿城及其港口西流基（即51年前使徒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出發地點。參看腳注13的論証），然後返回。傳統的說法是甘英抵達了波斯灣 [12]，這是一種誤解。[13]
下面，我們將新疆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來進行說明：
1、外高加索/外歐洲—外伊朗—外希臘時代；
2、突厥時代；
3、蒙古時代；
4、漢族時代。
1、新疆地區的 "外高加索/外歐洲—外伊朗—外希臘時代"[14]
（公元前1800年—公元後1世紀）
最早生活在新疆地區和整個中亞的是高加索—西方白種人。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是從歐洲大陸遷徙來的，因為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所有的白種人最初可能都是在黑海和里海以北，即今天的烏克蘭和俄羅斯草原地區生活的。但筆者認為，白種人最初可能是居住在中東的兩河（幼發拉底河—底格裡斯河）平原地區，大約在公元前 1900 年，他們開始遷徙，向北進入歐洲，成為今天的歐洲人；向東進入西亞、中亞和東亞地區，被現代西方學者稱為印歐人。
1786 年，英國東方學家威廉•瓊斯（Sir William Jones）爵士在 "皇家亞洲文會" 中，首先提出 "印歐語系" 的概念。[15] 因此，所有印歐語系內的民族，主要是歐洲人，也包括印度人，都被稱為印歐人。另外一種說法是，英國殖民地時期，西方人在印度北部發現了白種人，於是稱之為印度的歐洲人，即印歐人。如今，學術界所說的印歐人，也是本書中的定義，主要是通指在歷史上，居住在伊朗高原東部、中亞、新疆地區以及印度西北部的屬於原住民的高加索—西方白種人。
作為今天的歐洲白種人，又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北歐人種，或雅利安人，特征是黃（金）色或紅色頭髮、高眉眶、淺眼窩、高鼻子、鼻樑根部凹、白皮膚、藍色或淡灰色或綠色瞳仁、大眼睛；第二種是地中海型歐洲人，或南歐人種，特征是黑色或深棕色頭髮、深眼窩、更高的鼻子、鼻樑根部凸起、白皮膚、黑色、褐色或棕黃眼睛，有些人面色偏深赤紅，象是太陽晒的。兩者都是身材高大、毛發重。所有的歐洲白種人，包括現代歐洲人移民其它大陸的後代，都可以統稱為 "歐洲—高加索人種"，或 "西方人"。
作為中亞地區的最東部--新疆地區，最早生活在其北部的居民是 "斯基泰人"，史學家們認為他們是伊朗人種，主要是根據語言和文化風俗的資料所得出的結論，[16] 但筆者認為他們屬於地中海型南歐人種（參看圖1-6），並且因此看起來有現代伊朗人種的部分特征。筆者稱之為 "斯基泰—印歐人"。在中國漢代的《史記》和《漢書•西域傳》中，稱之為 "塞" 人或 "塞種"，因此筆者也稱其為 "斯基泰—塞人"。同時筆者認為，最早生活在新疆南部地區的居民，屬於北歐人種（參看圖1-10），因此筆者稱之為 "雅利安—印歐人"。中國古書中稱其為 "塞種" 的一支，但自唐朝開始稱為 "胡人"，因此筆者也稱之為 "雅利安—胡人"。"雅利安" 一詞源自印度梵語中的 ārya，意思是 "高貴"（Noble）。古代新疆還有一種圓臉特征的帕米爾-費爾干納型的白種人，與北歐人種相似，在這裡不予單獨分類。
這兩類印歐人分布在以中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主要圍繞著阿爾泰山脈/伊犁河—天山山脈/錫爾大河—阿姆大河/興都庫什山脈。包括新疆全境，並向東一直深入今天中國甘肅省境內的敦煌—祁連山地區，向西延伸分布到里海—伏爾加河以及伊朗高原的東部，向南到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旁遮普（Punjab, Panjab）地區（這部分人也被語言學家稱為印度—雅利安人 Indo-Aryan [17]）。中國漢朝史書將這兩類印歐人統稱為 "塞種"，其首領為 "塞王"。這就是新疆地區的外歐洲或外高加索時代。
為了方便後面的閱讀理解，請讀者記住這兩類印歐人的名稱概念和面部相對特征：斯基泰—印歐人，黑髮褐眼、深眼窩，屬於地中海南歐人種；雅利安—印歐人，黃（紅）發藍瞳、大眼睛，屬於北歐人種。兩者都屬於西方白種人。
[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綜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沙灘后街55號，199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5頁。
[2] 還有 "海上絲綢之路"，又稱 "香料之路"，東方的終點站為中國福建省的泉州港。在蒙古帝國時代，還有一條連接東西方的蒙古—新疆—俄羅斯大草原上的"高速馬路"。1245 年，羅馬教廷派出的第一批出使蒙古帝國的兩位修士，其中一位布蘭嘉賓的約翰，就是走的這條路，從伏爾加河下游到蒙古汗都和林，直線距離大約 6,000公里，經過沿途驛站每日 5、6 次的騎馬接力，白天跑路，晚上休息，沿途用了 3 個半月的時間（1246 年 4 月 4 日—1246 年 7 月 22 日，中間大約休息了 3、4天）。詳情參看其游記和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第230頁
[3] 羅振權、李長生主編：《新疆旅游基礎知識》，新疆旅游局導游人員考評委員會出版（烏魯木齊市河灘路52號），烏魯木齊新協印務有限公司，2000 年 4 月 5 日印刷，"第一章" 第1頁。
[4]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第17頁。
[5] 羅振權、李長生主編：《新疆旅游基礎知識》，"第一章" 第1頁。
[6] 同上，第2－3頁。
[7] 參考http://www.urumqi.gov.cn，烏魯木齊市人民政府網，《首府概況》欄目。
[8] 田衛疆：《新疆歷史》，第8頁。
[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論》，"第一章緒論"，第1頁。
[10] 同上，"第一章緒論"中第1-3頁。
[11] 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第一章第5頁。
[12] 田衛疆：《新疆歷史》，第13頁﹔
[13] 筆者認為：傳統的說法 "甘英抵達波斯灣而返回" 是一種誤解。《后漢書·西域傳》記載說："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這裡，"安息" 就是古伊朗/波斯，其第一個帝國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 550—前 330 年），領土最大的時候西至地中海，包括小亞細亞的今土耳其全境，即 "安息西界"。阿契美尼德王朝被馬其頓/希臘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亞歷山大死后其手下的四大將軍瓜分領土。其中，塞琉古將軍割據了帝國自地中海以東的遼闊疆域，自立為王，建立塞琉古帝國（公元前 312—前 63 年，漢史稱為 "條支"）。這就是《后漢書》中准確的描述，即安息 "后役屬條支，為置大將，臨領諸小城焉"。甘英出使大秦（羅馬），時逢安息/波斯的帕提亞帝國時代（公元前247—后 224）。
此外，"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裡。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 國城即首都，而從這裡返回的路線是"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這裡描述的地理特征符合塞琉古帝國（條支）的首都安提阿（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亞 Antakya）的情況，盡管當時這裡已經是羅馬帝國的領土。另據，甘英來的時候"自安息西行......南行度河，又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裡，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這條河流應該是幼發拉底河。羅國的位置應該是敘利亞省，安提阿是省府，但根據音譯也可能是指羅馬帝國。因此，總結可知，甘英計劃乘船的位置應該是安提阿的西流基港口（Seleucia今 土耳其的撒曼達 Samandağ）。
根據同是公元一世紀的馬其頓商人對絲綢之路的描述，安提阿是絲綢之路的最西端起點，然后需要渡過幼發拉底河，進入波斯帕提亞帝國繼續東進（參看本書第 4-5 頁），這條路線與《后漢書》中記載的甘英的路線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甘英是沿著絲綢之路旅行的，安提阿是這條線路的終點，面臨西海（地中海），再往西就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路線。《后漢書》還對大秦的位置、首都、風俗、強大、富貴、政治體制、國王和人民進行了描述和稱贊，盡管不是第一手資料。
根據《聖經·使徒行傳》記載，安提阿城在基督教史中意義重大。這裡不僅建立了第一個非猶太人的教會，而且這個教會還差派了第一位偉大的宣教士——使徒保羅。西流基港口是使徒保羅和教會聯絡人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公元 46-48 年）乘船出發的起點（徒13-14章）。保羅還於公元 59 年秋乘船穿越地中海前往羅馬城，途中曾遭遇海上強風暴，漂流14天，船體毀壞，乘客勉強逃生，歷經艱險，於公元 60 年春到達（徒27-28章）。而近40年后，西流基港的水手告訴漢朝的使者甘英，"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絕非虛言。於是，甘英望地中海興嘆，折回漢朝，結束了中國歷史中元朝之前最遠的一次外事訪問。
而后人對羅馬城的成功訪問，是在將近 1200 年之后，由蒙古帝國元朝的皇帝忽必烈派出的一位維吾爾族基督徒巴·掃馬所完成的。
[14] 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第103頁。
[15]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Ltd, 2000), 第119頁。
[16] 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第15頁，以及英文版的第一章的腳注 10。
[17] Benjamin W. Fortson IV,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UK: Wiley-Blackwell publication, 2010), 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