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ta2009.org/2012/08/blog-post.html)。
2、佛教傳入新疆地區
公元前一世紀後半期，大月氏人建立了貴霜王朝（古沙納王朝），推動了佛教向中亞包括新疆地區的傳播，[325] 其中國王伽膩色迦（Kanishka 144—172），對佛教的傳播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326] 這個王朝利用絲綢之路，大大促進了佛教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和整個中國的傳播，[327] 以及印度文學和希臘藝術在塔里木綠洲的影響。在於闐（和田）、尼雅（精絕）遺址、米蘭（鄯善）發現的公元 3-4 世紀的希臘風格的佛教浮雕和壁畫、斯基泰—印歐人的錢幣和羅馬人的印章等，証明了這一點。[328] 在伊斯蘭教化之前，在新疆地區和中亞的高加索—印歐人當中，佛教是第一大宗教，這種情形保持了大約 1000 年。
在公元 1 世紀左右，塔里木盆地的佛教化過程就已經完成。[329] 唐玄奘在公元 629—644 年的遊記中証明，當時佛教已經征服了塔里木盆地的所有王國。[330] 從公元1世紀到 10 世紀，是佛教在新疆地區的昌盛時期。[331] 其中，塔里木盆地的於闐（今和田）、龜茲（庫車）和高昌（吐魯番）為三大佛教勝地。[332]
早在東漢時期，西域的佛教徒們就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傳教。沿塔里木盆地絲綢之路到達中國的佛教宣教士，是來自伊朗東部、印度西北部和月氏人的貴霜王國（大夏地區）。公元 148 年，一位波斯—帕提亞帝國的佛僧安世高到達中國洛陽，生活了 20 多年，翻譯了大量的梵文佛教經典，卒於 170 年﹔約公元 170 年，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禪先後到達中國，並在洛陽城建立了一座佛教寺宇﹔公元 223—253 年期間，月氏帝國駐中國大使的兒子支謙將幾部佛教經典翻譯成漢文。[333] 公元 382—383 年期間，中國魏晉南北朝的將軍呂光在成功征服庫車後，將當地來自印度的著名佛教法師鳩摩羅什（Kumarajiva 344—413）——這位影響庫車佛教文化藝術（例如，克孜爾千佛洞）進入輝煌的人物，俘虜帶回中國，先在甘肅的涼州居住 17 年，公元 401 年移至長安。[334] 在朝廷的資助下，鳩摩羅什組織優秀的學者和佛僧，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包括《金剛經》，奠定了佛教的漢語術語詞匯，並對東亞的佛教產生深刻影響。[335]
根據勒內•格魯塞的看法，當回鶻人逃亡到新疆塔里木地區之後，摩尼教逐漸衰落下去，到了成吉思汗時代，高昌（吐魯番）—別什八里（烏魯木齊附近的吉木薩爾 Dzimsa）—庫車（龜茲）的畏兀兒人當中，只有景教徒和佛教徒。[336] 迄今為止，中外學術界普遍認為，高昌回鶻受到當地佛教影響，成為主要是信奉佛教的民族，只有少量的景教徒，並很快摒棄了傳統的國教摩尼教。但是筆者認為，作為基督教的異端摩尼教被拋棄之後，回鶻人主要是信奉景教，而依然在高昌繁榮的佛教，主要是在當地印歐人當中。回鶻人信奉佛教的應該是少數，主要可能是通婚導致的。
對此，筆者有如下的分析。首先，作為文明先進而強大的回鶻人，將傳統的國教一神論的摩尼教拋棄，接受當地實力較弱的印歐民族的多神論佛教，這種可能性是不大的。畢竟，是回鶻人將印歐民族最終突厥化了，而不是相反。作為 9 個世紀前的西遷月氏人，則是被同為印歐民族的吐火羅文明佛教化了。並且，由於高昌回鶻是這個地區的統治者，回鶻語就會成為官方語言，代替梵語和印歐語言（吐火羅語和東伊朗語），因此，許多出土的高昌回鶻時期的回鶻文佛教資料，並不能說明佛教是高昌回鶻人的主要宗教，只能說明佛教可能仍然是這個地區的主要宗教。
其次，新疆地區重要的突厥民族，例如北疆的葛邏祿人，就是一個強大的景教汗國。還有蒙古草原上的另外兩個強大的突厥民族，克烈汗國和乃蠻汗國，都是景教強國，能夠與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對抗。這說明了作為當時草原諸民族中最文明發達的突厥民族，景教是其文明的主要信仰核心。
這主要是景教教庭（時駐今伊拉克的巴格達）從安提阿教會繼承下來的重視宣教的傳統，以及景教宣教士執著精神的結果。撒馬爾罕當時作為景教的一個大主教區（714-728 在位的景教第 20 任總主教撒里巴薩察所設立）、中亞景教的傳播中心，通過絲綢之路影響回鶻人，有地理上的便利。注意，751 年唐朝在恆邏斯河戰敗後退到帕米爾高原以東，伊斯蘭教開始進入中亞地區，但是景教勢力仍然強大。下一章就會說明，到了公元 781 年，景教的總主教提摩太還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的於闐（今和田）設立一名主教，建立了教區。
再者，許多學者忽視了摩尼教是基督教的一個異端，並非異教之間那樣大的差別。事實上，在西遷之前，景教就開始在回鶻人當中傳播，但摩尼教仍然是國教。因此，高昌回鶻突厥人拋棄摩尼國教的結果，更可能是大批轉入景教，而不是基督教非常排斥的拜偶像的佛教。作為回鶻人，是突厥—蒙古諸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其景教信仰應該具有領導性的地位。這就是為什麼蒙古人在征服了維吾爾等突厥民族之後，卻很快接受了這些被征服民族的景教信仰。本書的第二章將會詳細探討這段歷史。
此外，景教發展成為回鶻人的主要宗教，應該是在 866 年定居高昌之後一個世紀裡所發生的變化。這就是為什麼，到了 1209 年成吉思汗帝國的征服時代，有明確的記載說明回鶻人中的景教徒數量眾多，以至於被稱為 "迭屑國"（景教國），並且出現了兩位維吾爾族基督徒的偉大神學家和修道士——馬考斯和拉班掃馬（參看本書第二章中蒙古帝國時期的新疆景教和天主教），在景教歷史和世界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否則，如果高昌回鶻人主要信奉佛教，又怎麼能解釋到了蒙古帝國的時候，景教突然成為其主導勢力並達到高潮，並與同樣信奉景教的南遷回鶻以及其它一些景教突厥汗國一起，成功影響了蒙古帝國尤其是其汗室的景教信仰呢？
最後，從人類宗教的發展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擁有系統教義的世界性宗教代替民間宗教，信仰多神論宗教的民族皈依一神論宗教信仰，這是常見的社會現象，但一神論宗教信仰的民族皈依多神論宗教，則是極其罕見的。根據自由主義神學的鼻祖德國神學家施萊馬赫（1768-1843）的論証，一神論宗教是最高級的宗教，其中基督教又是最先進的。在蒙古帝國時代，盡管帝國皇室信仰景教，卻採取了相當寬容的宗教政策。1254 年五旬節（5 月 30 日），在帝國首都喀喇和林，蒙哥大汗任命魯布魯克的威廉（法國王聖路易斯九世所派出使團的領隊），主持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的三大宗教辯論大會。[337] 在這次辯論大會中，羅馬天主教和景教的代表們，與伊斯蘭教的代表們聯手，辯敗了佛教的代表們，堪稱一神論宗教與多神論宗教在學術上的經典性較量。
總結一下可知，回鶻人侵入新疆地區之前，摩尼教是其國教﹔在高昌時代，景教發展成為回鶻人的主導宗教，摩尼教仍然存在，同時兼有少量佛教。在蒙古帝國時代，以克烈汗國和高昌回鶻為主的幾大草原突厥景教汗國，深刻廣泛影響了蒙古帝國文明。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伊斯蘭教征服之前，新疆地區的第一大宗教是已經持續了約 10 個世紀的佛教，其規模和程度是其它宗教所無法相比的。
10 世紀末期至 13 世紀初期，作為新疆地區高加索—印歐人的希臘和佛教文明的最後代表，強大的西夏王國促進了敦煌和新疆東部的佛教輝煌，直到被蒙古帝國所滅。西夏的滅亡，在新疆地區的宗教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由於這個佛教在新疆東部地區和甘肅地區的大本營消失，塔里木盆地尤其是高昌的佛教，就失去了抵擋伊斯蘭教擴張的強大支持，從而加速了新疆地區的伊斯蘭教化進程。
公元 10 世紀到 16 世紀上葉，伊斯蘭教在新疆的擴張使南疆的佛教遭到徹底的毀滅。但是，到了明代（1370—1644），隨著瓦刺人（西蒙古人，即准噶爾人）被喀爾喀人（東蒙古人）擊敗後被迫遷入西域，促進了北疆的喇嘛黃教（藏傳佛教的一支）開始興盛起來，是在流亡的蒙古人當中。[338] 1676 年，從小在西藏拉薩接受喇嘛教寺院教育的噶爾丹，帶領這部分西蒙古人建立了准噶爾帝國，強盛一時。1757 年，乾隆清朝中國消滅准噶爾帝國，西蒙古人幾乎被滅絕，喇嘛黃教退出舞台。然而，被清朝政府隨之派駐新疆的東蒙古人和錫伯族，卻將喇嘛黃教在新疆繼續下來，直到如今。
[325]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7頁。
[32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7頁。
[327] 同上，第55頁。
[328] 同上，第54頁。
[32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一章绪论"第7頁。
[33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94頁。
[33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7頁 。
[332]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2-203頁。
[333] 同上，第54-55頁；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第155頁。
[334] 《草原帝国》，第54-55頁；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第163, 169頁。
[335]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第170頁。
[336]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y of the Steppes, 第125頁。
[337] Peter Jackson和David Morga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0), 第229頁。
[338]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