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aa2009.com)。
第三章、19 世紀末—20 世紀上半葉的新疆基督教歷史（1888-1938）
人們有理由認為，16 世紀（1529 年明朝退出哈密）至 19 世紀末這一段時期，新疆地區的基督教已經消失。迄今為止，也沒有發現直接的証據來支持或反駁這種認識。但是，1759 年後的新疆地區，伊斯蘭教成為統治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喇嘛教等其它宗教基本上消失，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同時這也是伊斯蘭教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的典型特征所決定的。
本章所介紹的新疆基督教的歷史片斷，可以稱為是瑞典 "聖約宣教教會"（Mission Covenant Church）和 "英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在新疆的宣教歷史。其中，瑞典人的宣教工作在新疆南部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從 1892 年開始，直到 1938 年最後三位宣教士被迫離開，[1] 這個教會所派出的宣教士，在新疆西南部的喀什噶爾地區前仆後繼地工作了 46 年，帶領 300 多名當地的突厥人成為基督徒，並建立了第一個突厥人的教會，培養了 30 多位當地的突厥和漢族教會工作者，還出現了一位名叫阿里的維吾爾族佈道家。"英國內地會" 是最早進入新疆的宣教團體，主要是在新疆東偏北部的烏魯木齊地區從事宣教工作。自 1876 年英國聖經公會兼皇家地理學會的亨利·蘭斯德爾（Henry Lansdell）博士和內地會的喬治·帕克（George Parker中文名字：巴格道）進入新疆宣教開始，[2] 直到 1938 年內地會駐烏魯木齊辦事處的最後三位英國宣教士被驅逐，整整半個世紀，宣教工作緩慢而艱難，但是也有相當的成就。此外，在 1886 年，比瑞典人早六年，比英國人晚 10 年，荷蘭和波蘭天主教的宣教士就來到喀什噶爾宣教，但是因為資料有限，包括天主教在烏魯木齊等北疆地區的宣教，就不在本章中介紹了。[3]
當這些歐洲宣教士來到這片土地上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一些祖先同胞，那些與西北歐人同源的雅利安—印歐遊牧民族，曾經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並且他們在南疆的主導勢力，一直持續到公元九世紀之後突厥化的初期。只是，這一次歐洲人帶來的不是快馬和利箭，而是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及早已成為歐洲定居民族的現代文明。
在我們掀開這段宣教歷史之前，有必要對那個時期新疆的背景情況進行簡要的介紹。
一、新疆的相應時代背景介紹
前面提到過，清朝中國政府在消滅准噶爾蒙古帝國之後，於 1759 年 7 月（乾隆二十四年）全面佔領新疆，將這一地區納入中國的版圖。
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滿清中國戰敗，從此西方勢力開始侵入中國。同時，以英美為首的宣教士在條約的保護下，開始進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宣教。
1844 年至 1864 年，俄國佔領了新疆西北和西南部地區的大片領土，並試圖佔領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喀什噶爾這兩個軍事重鎮，但沒有成功﹔同時，英國的勢力也開始介入。[4] 1860 年 10 月，中俄《北京條約》簽署﹔186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簽署，於是，巴爾喀什湖以北以南的大片領土從新疆割讓出去。[5] 1892 年 1 月和 3 月，俄國逼迫清政府軍隊退出帕米爾地區，隨即佔領該地區。清政府在與沙俄的談判中，被迫同意割讓帕米爾地區，但堅持《中俄續堪喀什噶爾界約》作為邊界依據，從而保住喀什噶爾。[6] 1895 年 3 月 11 日，在清朝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下，英、俄兩國進行談判，劃分了帕米爾地區。[7]
這一時期，新疆地區的領土面積大大縮小，失去約三分之一的面積。統治中心伊犁成為西部邊境，喀什噶爾成為西南邊境。北部仍然以阿爾泰山脈為邊境，南部還是以昆侖山脈與印度和西藏為鄰。
當清朝中國由於戰爭和內部腐朽走向衰敗的時候，新疆開始爆發一系列的反清鬥爭，其實就是反漢族的鬥爭。期間，伊斯蘭宗教勢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者說，這是新疆歷史中的第三次伊斯蘭聖戰。前面提到過，前兩次伊斯蘭聖戰分別是在 10 世紀初伊斯蘭進入新疆的時候，以及 14 世紀新疆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的時候。
1864 年 6 月，庫車爆發反清鬥爭，隨即蔓延整個新疆。各族農民佔領南北疆許多重鎮，殺死清朝的官員和將領。11 月，清政府在新疆的統治中心——伊犁也被佔領。[8] 之後，新疆各地有許多伊斯蘭的宗教領袖紛紛稱汗，且內亂不止。[9]
[10] 19 世紀初，由烏茲別克人建立的、中亞南部的伊斯蘭教中心——浩罕國（Kokand），逐漸強盛起來，並開始向周圍擴張。浩罕汗國的首都設在塔什干（Tashkent），領土包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亞地區，主要是由烏茲別克貴族和伊斯蘭和卓家族統治[11]，也被稱為西突厥斯坦[12]，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古代西回鶻帝國的延續，即後來的突厥喀喇汗國的復辟。和卓家族被視為是聖裔，即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的後代，而新疆和卓家族是中亞和卓的一個分支，[13] 主要集中在南疆喀什噶爾為中心的地區。
浩罕國於 1820 年至 1857 年之間，先後七次派遣流亡於浩罕國的新疆和卓家族成員，與新疆境內的和卓家族聯合，率軍隊侵入新疆南部，或潛入新疆制造內亂，並實施統治，但都被清政府軍隊擊敗平定。[14] 1857 年，在浩罕國的支持下，倭里可汗和卓（Vali Khan Tura）在喀什噶爾稱王，實施伊斯蘭式的統治﹔同時他也臣服於清朝中國的殖民統治。[15] 同年，德國旅行家阿道夫·施拉金特維特（Adolf Schlagintweit）在喀什噶爾被倭里可汗囚禁，因拒絕交出信件，被下令在河邊斬首。[16] 這位倭里可汗非常殘酷，尤其憎恨出頭露面的婦女，任何在街道上被他看到的婦女都會被斬首。[17]
[18] 1865 年初，浩罕國從塔什干派遣狂熱的穆斯林軍官阿古柏（Yakub Beg）[19] 進入南疆喀什噶爾，成功煽動當地穆斯林，推翻並殺死了倭里可汗和卓，並以 "伊斯蘭教解放者" 為口號，發動聖戰，佔領南疆喀什噶爾等七座城市，甚至佔領北疆的烏魯木齊和瑪納斯等地。阿古柏在喀什噶爾將所有的漢族人殺光﹐然後率部隊圍困漢族軍隊和漢民最集中的英吉沙，城內清軍多次突圍失敗，彈盡糧絕，援軍無望，就全部焚火自盡。[20] 阿古柏自立為新汗王，大肆屠殺異教徒，並推行王公社會等級制度，開始對南疆以維吾爾族為主的突厥穆斯林同胞進行殘酷的統治。阿古柏大興土木，為自己建造豪華的宮殿，至少擁有40位王后，向人民征收無法承受的重稅。[21]
根據當時住在喀什噶爾的那位土耳其基督徒宣教士約翰的記載，由於不堪忍受阿古柏的殘酷統治，喀什噶爾的維吾爾等民族盼望漢族重新回來執政，就秘密致信北京，希望清朝政府能夠出兵來幫助解放他們。[22] 1868 年，浩罕國被沙俄兼並，成為附屬國﹔1876 年，成為沙俄的費爾干納省。[23] 1876 年，清朝政府派遣左宗棠將軍西征，1877 年佔領喀什，阿古柏服毒自盡[24]，1878 年全面收復新疆。[25]
在浩罕國間斷性統治新疆南部的 50 年裡，推行狂熱的伊斯蘭教聖戰思想和伊斯蘭教律法統治。盡管清政府收復新疆後，對極端伊斯蘭勢力進行了軍事鎮壓，[26] 但新疆地區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和突厥民族主義相聯合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成型並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到了 1930 年代，喀什噶爾再次爆發針對漢族統治的穆斯林聖戰。
1759 年，清朝佔領新疆後實施軍府管理制度，是屬於殖民管理模式。但是，在 1878 年收復新疆後，左宗棠將軍在新疆的一些重要城市設立善後局，是屬於省治行政管理制度。1882 年，左宗棠積極上奏朝廷，敦促清政府在新疆建省。[27] 早在 1820 年，龔自珍就在所著的《西域置行省議》中建議，將新疆設為一個省區。[28] 1884 年 11 月 17 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新疆建省，首府定在迪化（烏魯木齊的漢語名字），第一任新疆巡撫為劉錦棠。[29] 全省共設 "道" 四個，府六個，廳十一個，直隸州兩個、州一個、縣二十一個、分縣兩個，行政網絡覆蓋全疆。其中 "道" 是最高管理級別，官長稱為道台。當時有鎮迪道設在迪化，伊塔道設在伊犁，阿克蘇道設在溫宿，喀什噶爾道設在疏勒。[30] 之後，效仿新疆，清政府在台灣、遼寧、吉林、黑龍江相繼設立行政省份。[31]
新疆建省之後，面對戰亂帶來的滿目瘡痍，清政府開始大力恢復當地的經濟，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和工礦業。1887 年（光緒十三年），新疆省政府頒佈《新疆屯墾章程》，用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內地的漢族農民前來墾荒。於是，新疆省的漢族人口數目迅速上升。[32] 1892 年，新疆省開始建立電報網絡，至 1908 年，全省設立電報局 17 個，網絡覆蓋南北疆地區。[33] 被清朝收復後，新疆省開始了穩定繁榮的時期，而且持續了 50 年，直到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對於新疆地區的歷史而言，50 年的和平安定已經相當令人滿意了。
就在電報網絡開始在新疆鋪設的這一年，1892 年，瑞典的宣教士來到了南疆的喀什噶爾城進行宣教考察。在開始書寫這段重要的教會歷史之前，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他就是基督教在新疆消亡 500 年之後，第一位來到新疆的基督徒宣教士。他是一位土耳其人，名叫約翰·阿維塔瑞尼安（John Avetaranian），原名穆罕默德·舒克里·埃芬狄（Muhammed Shukri Efendi）。
[1]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Internet version), update, 第1頁。
[2]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34), 第61頁；Traveling in Chinese Turkestan, from the journal of G. W. Hunter, China Millions, January, 1910.
[3]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7頁。
[4]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4-137頁。
[5] 同上，第135頁。
[6] 同上，第136-137頁。
[7] 同上，第147頁。
[8] 同上，第128頁。
[9] 同上，第129頁。
[10] 本段参考同上，第130-131頁。
[11] 同上，第130頁。
[12]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9-80頁。
[1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2頁。
[14] 同上，第130頁。
[15]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2頁。
[16] 同上。
[17] 同上。
[18]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0-131頁。
[19]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2頁。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第73頁。
[2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1頁。
[24]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3頁。
[2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1頁。
[26] 同上，第133頁。
[27] 同上，第140頁。
[28] 同上。
[29] 同上，第140-141頁。
[30] 同上，第141-142頁。
[31] 同上，第141頁。
[32] 同上，第143頁。
[33] 同上，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