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aa2009.com)。
第三章、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的新疆基督教歷史（1888-1938）
三、瑞典宣教士在新疆喀什噶爾地區的成功
本章第一部分已經提到過，1878 年，當清朝中國從阿古柏手中收復新疆後，新疆開始進入相對穩定和平的階段。當時，喀什噶爾的清朝長官道台是來自湖北的李宗平（根據Li Tsung-pin的音譯），時年 58 歲。[74] 1892 年，"瑞典聖約宣教教會" 派出的人員到達南疆的喀什噶爾考察宣教的可能性。之後，他們當中的一位土耳其基督徒，約翰•阿維塔瑞尼安留了下來，進行宣教和聖經翻譯工作，其餘的人回去了。這位來自土耳其的宣教士，掀開了新疆近代歷史中重要的宣教篇章。
[75] 46 年後，由於政局突變，最後三名宣教士於 1938 年被驅逐出新疆。在此期間，先後有 60 位瑞典宣教士在這裡工作過。他們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孤兒院、學校、醫院、印刷廠和教堂，完成了《聖經•新約》的翻譯，幾百名當地的穆斯林成為基督徒。這些成就，被譽為 "向穆斯林宣教的歷史中，最為成功的宣教工作"。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這段珍貴而令人鼓舞的歷史。
1、播種階段
在土耳其基督徒約翰•阿維塔瑞尼安之後，最早到達喀什噶爾宣教的是瑞典基督徒豪各伯格和他的妻子，還有安娜•尼司特洛姆（Anna Nystrom）等人。[76] 當時是 1894 年，新疆已經是清朝中國的一個行政省份，喀什噶爾是新疆四大行政 "道" 之一，長官道台是清朝政府派駐的。[77]
最初，都是宣教士們學習語言和適應當地生活的時期。當地的語言被瑞典宣教士稱為東突厥語（即維吾爾語，當時維吾爾這個名稱還沒有恢復），與烏茲別克語非常接近﹔當具備流利的語言能力之後，他們就開始傳福音，在巴扎（當地的集市）中，在街道上，在教會裡，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78] 當時的一本書《世界宣教》（World Missions），作者是朗德爾（J. E. Lundahl），認為在穆斯林國家裡公開講道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喀什噶爾地區，這些瑞典宣教士卻能夠在教會、集市上講道，每個星期天都是如此。[79]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時期是清朝中國政府剛從伊斯蘭教政權下收復新疆，正在嚴厲鎮壓伊斯蘭教的極端勢力。[80] 因此，新疆在清政府的法律約束之下，人們可以享有相對寬鬆的宗教自由。
[81] 在傳福音的過程中，關於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這一內容，最令當地的穆斯林尤其是毛拉（或阿訇，伊斯蘭宗教老師）感到不安甚至憤怒。1912 年，宣教士們用驢和騾子運來的印刷設備開始投入使用。於是，大量的福音小冊子和宣傳品印刷出來，有力地配合了口頭的宣教工作。1914 年，宣教士 L. E. 豪各伯格所著的小冊子《生命之路》（The Way of Life）印刷出版。幾年後，另外一位宣教士 G. 拉科特（Raquette）的著作《針對穆斯林的簡明基督教教義》（Simplified Christian Doctrines for Muslims）也印刷出版。
[82] 此外，採用一對一的信仰探討方式。由於伊斯蘭教的文化，婦女宣教士擁有特別方便的權利，能夠去別人家看望，到病人家探訪，等等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宣教手段。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經常會動搖信仰，所以需要常常單獨輔導。隨著福音工作的開展，許多當地的基督徒也開始參與教會的工作，在教會和巴扎中傳福音。這一時期，在漢城（疏勒）的教會是由漢族基督徒主持，同時承擔部分禮拜演講的工作。
[83]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先後有 19 名來自 "瑞典聖約宣教教會" 的新宣教士來到喀什噶爾地區，增援宣教的隊伍。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工作到最後被迫離開，也有在此之前出於種種原因返回瑞典的。其中約翰•諾斯泰迪（John Norstedt）先生，於 1932 年因傷寒在喀什噶爾離世。在前期宣教工作中，宣教士們之間曾出現不和睦的現象，至 1920 年代就基本上沒有了。
[84] 在宣教過程中，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距離相近的喀什噶爾城和漢城（疏勒）的宣教士可以經常聚在一起，而住在比較遙遠的莎車（古代的葉爾羌 Jarkend）和英吉沙（Jengi-Hessar）的少數幾位宣教士們，就要忍受許多孤獨。在所有的宣教士當中，約翰•陶恩奎斯特（John Tornquist）在這裡宣教的時間最長，而且他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在漢族人當中宣教，從 1904 年到 1937 年。他是宣教工作的負責人，也是宣教士們尊敬的長輩。曾經有 10 年的時間裡，在所有宣教士當中，只有他獨自一人向漢族人傳福音。1937 年，他在當地離世。
2、收獲的季節
[85] 進入 1920 年代，喀什噶爾地區的教會開始增長。拉科特在 1925 年給瑞典教會的報告中說，在東突厥斯坦的工作終於進入收獲季節。第二年，喀什噶爾建了一座新的教堂，竟然沒有遇到什麼來自穆斯林的阻力和干擾。當時，在全世界各地向穆斯林宣教的基督徒們，都感受到了穆斯林對基督教的開放態度。1928 年，約翰•陶恩奎斯特在致 "瑞典聖約宣教教會" 50周年紀念大會的信中，說道："......目前，在東突厥斯坦的總體宣教工作，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良好狀態。" 然後，他總結了教會、學校和醫院的工作，並將榮耀歸於上帝。
[86] 1928 年到 1932 年，共有 86 位新基督徒接受洗禮。1932 年初，喀什噶爾的教會有 56 位成員，漢城教會有 29 位，莎車教會有 65 位，英吉沙教會有 13 位，共計 163 位教會成員。根據這一年的統計，當地共有 22 位宣教士，30 位本地的維吾爾族和漢族教會工作者。170 位兒童在主日學受到教育。同一年 ，教會醫院接待病人 1 萬 3 千 228 名，實施 50 次大手術﹔教會還在喀什噶爾建起了一家新醫院﹔英吉沙一座容納 200 人的新教堂落成。
（圖3-4 莎車的教會—1928年 圖片來源：http://biphost.spray.se/margaretahook/）
當時在漢族當中的宣教工作也取得突破。在 1920 年代從事漢族宣教工作的西格麗德•拉森（Sigrid Larsson）女士在日記中提到說，在漢城疏勒的漢族教會中，已經由漢族基督徒主持工作，並且他們有時候還能在禮拜中講道。[87]
[88] 最為重要的是，這個時期復興的局面在每個教會中出現。許多人接受基督教信仰，許多原先是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被聖靈感動和更新，認罪悔改，生命改變，大發熱心。當時一位本地的維吾爾族基督徒工作者，約瑟夫•可汗（Josef Khan，後來他稱自己為約瑟夫•萊恩 Josef Ryehan）在莎車教會，這樣描述了當時復興的屬靈現象："......原先有一些人說他們想成為基督徒，或者是一些基督徒沒有擺脫舊的生活方式，他們可能繼續拜訪穆斯林聖徒的墓地，或坐在蘇非派領袖的腳前......現在，新的時期到來了，尤其是那些被宣教士們帶大的年輕人，滿有基督的能力，能夠擺脫穆斯林偏見的捆綁，有火一樣的願望，要傳福音給他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
這位從伊斯蘭中走出來的約瑟夫兄弟，成為當地基督徒中最有影響力的教會工作者，在他的帶領下，當地的教會能夠在禱告和聖經學習方面獨立運作。他最知道怎樣向當地人傳福音，他還堅決否定伊斯蘭教。[89] 可見，他已經徹底明白新酒不能裝在舊皮囊裡，而只有這樣的基督徒才具有巨大的屬靈影響力。後來在 1933 年，南疆發生 "穆斯林革命"，約瑟夫在莎車被逮捕、拷打並被判處死刑，但他成功逃往印度，隨後與妻子和孩子團聚。[90]
[91] 這個時期，新疆境內的宣教機會甚多，宣教士們開始考慮擴張福音的傳播地區，並迫切要求派遣更多的宣教士。1932 年 1 月，在塔里木盆地東北緣的庫車（龜茲，古時新疆地區的三大佛教勝地之一）做護士工作的莉維莎•英格沃（Lovisa Engvall）女士寫信說，希望喀什地區的宣教士們和瑞典教會都能意識到，庫車是一座大城市，應該派宣教士前來。她已經反復要求了很長時間，但總是不見人來。她在信中說：
"今天有個毛拉到我們這裡。他坐在那裡很久，讀牆上的《聖經》摘錄，他讀了《路加福音》的前三章。她問我為什麼我們不在這裡建立一所醫院和學校......我說，我已經寫信要求他們這樣做，但是沒有人來......。他說，那就不停地寫信，直到他們頭疼了，就會派人來的......。你告訴他們，這是一座大城市，我們盼著也能有一所醫院和學校。"（筆者注：毛拉就是伊斯蘭教的宗教領袖，也稱阿訇，中東地區稱伊瑪目）
（圖3-5 教會醫院的病人與瑞典宣教士合影，出自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圖3-6 為當地病人檢查：http://biphost.spray.se/margaretahook/）
（圖3-7 以斯帖•莫恩夫人與喀什學校的學生們﹔圖片來源同上）
[92] 但是，瑞典宣教士對塔里木盆地南部似乎情有獨鐘，他們制定的宣教拓展計劃並沒有包括庫車，而是決定在塔裡木腹地的和田重鎮建立宣教站，這是他們在 1897 年就制定並禱告的計劃。在前面的新疆歷史中提到過，和田即古時的於闐，曾經是古時新疆地區的三大佛教勝地之一，公元 781 年景教總會決定在這裡建立一個教區（建成與否不詳，但証明這裡有一定數量的景教徒，參看上一章），後來成為伊斯蘭教勢力的重鎮。1932 年，在 "東突厥斯坦宣教工人大會" 上，有兩條提議：一是在和田建立診所，二是在英吉沙開辦 "傳福音課程培訓"，用來教導當地的教會工人，最終能夠差派他們前往新的地區宣教。
[93] 根據《東突厥斯坦的宣教和變化》（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一書中的總結，基於機構化的宣教模式，瑞典宣教士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醫院、孤兒院這樣的社會福利項目贏得了當地人心。
二、學校、書籍印刷對當地人的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宣教士在言行品德、生活和工作方面，樹立了無可挑剔的榜樣。在30年代，宣教士海倫娜•尼司特洛姆女士（Helena Nystrom）上書新疆政府，成功促使他們頒布了法律，禁止 15 歲以下的突厥女孩結婚。[94]
四、教會敬拜的方式也吸引著當地的人們，尤其是音樂和歌唱，深深影響了酷愛音樂的當地突厥人。他們編輯了幾種讚美詩集，還於 1920 年代組建了唱詩班。
五、在 30 年代，第二代基督徒，尤其是孤兒院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們，開始在當地教會中產生重要的影響力，本地的教會工人數目迅速增加。宣教士們鼓勵並幫助當地教會逐漸實現了自養、自治和自傳的 "三自原則"。早在 1926年，宣教士們就在 "東突厥斯坦宣教大會" 上確立了 "三自原則" 的實施方針（參看《東突厥斯坦宣教大會記錄》The Minutes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Conference,1926 第19 頁）。[95]
但是，1933 年 2 月 [96]，悲劇開始臨到南疆的宣教機構和當地基督徒。
[74]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96页。
[75] John Hultvall，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 Update。
[76]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95页。
[77] 同上，第96页。
[78] John Hultvall，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第61页，Glossary " Eastern Turki"；第10页。
[79] 同上。
[80]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3页。
[81] 本段参考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11页。
[82] 同上，第12页。
[83] 本段参考同上。
[84] 本段参考同上，第14页。
[85] 本段参考 同上，第16页。
[86] 本段参考 同上，第16-17页。
[87] 同上，第12-14页。
[88] 本段参考第17页。
[89] 同上，第22页。
[90] 同上，第 27页。
[91] 本段参考同上，第17-18页。
[92] 本段参考同上，第18页。
[93] 本段参考同上，第19-21页。
[94] 本段参考同上，第19页。
[95] 同上，第22页。
[9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