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發表的《信念書》代表著前過渡期香港教會群體對時代信仰及見證的一個探索與告白。一個開始，引帶著以後連串認信宣告的出現，反映香港基督徒的時代觸覺。只是在踏入特區時代的歷史門檻前，且回望宣言告白背後，留下多少未實踐的使命與承擔，仍待我們檢討深思，切實坐言起行。
背景
歷史的談判締造出歷史的信念
80 年代初，中英政府談判香港前途，主權回歸議決拍板後，「香港教會的福音派教牧感到需要迫切關注教會在政治變遷中的前景」，1984 年有份參與《信念書》草擬小組的錢北斗先生（他那時是學生福音團契訓練及事工拓展主任），道出《信念書》出現的背景。
危機感引發的召命
那段期間，教牧開始以小組形式交流意見，增加瞭解。直至 1984 年 3 月中，27 位教牧與福音機構同在粉嶺宣道園聚集退修，討論到歷史變遷與教會使命的問題，大家都感到需要草擬一份信念書，探討基督教信仰在時代轉變中的見證。不單借此機會整理一直以來教會內部對使命理念的反省，同時更讓香港基督徒在未來的見證方向上得到具體落實的依歸。
當年草擬小組的成員除了錢北斗先生外，還有趙天恩牧師、余達心牧師、劉少康牧師及梁永泰先生。小組商議委託受過歷史神學與系統神學訓練的余達心牧師執筆草擬，本於尋索教會在獨特時代的使命，余達心在兩星期內就寫畢《信念書》的註釋，再經小組討論修改及向外徵詢意見。最終在同年 4 月 13 日舉行的教牧會議上，約 80 多位來自不同宗派的教牧、神學工作者、機構同工等，一致通過這份名為《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作為探索香港教會未來的見證方向指引，期望啟發教牧和信徒對這方面的反省和討論。《信念書》其後在同年 5 月及 10 月兩度出版，供教牧與信徒討論。
宗派拋成見表認同
《信念書》本質上是一群教牧同工對時代轉變的回應，現為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的余達心牧師以「美麗」來形容這次集體工作，福音派與普世派都認同獻議，達到合一見證。他十分欣賞宗派之間放下成見，一起尋找一個共同基礎去面對新的歷史處境。
浸會大學宗哲系助理教授陳慎慶博士分析，《信念書》是宗教群體回應當時社會前景不穩定的表現。他認為《信念書》獲得福音派與普世派教牧的支持，有著很高代表性，代表著 80 年代初教會的合一精神。他指出：「當時社會外在環境看前途問題嚴峻，教牧覺得面對未來互相要有支持；另外那時的政治氣候不算敏感，教牧容易表達支持，而余達心牧師本身在教會內的號召力亦會推動教牧接受，使《信念書》的認同事倍功半。」
內容
富歷史和時代意義的《信念書》全文約 2000 字，文中分為十點內容，包括一、我們對社會政治變遷的看法；二、教會在社會變遷中不變的原則；三、教會本質與教會使命；四、基督徒對香港的責任與期望；五、香港基督徒對中國的承擔；六、香港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七、我們對政教關係的看法；八、社會變遷與教會內部更新；九、基督徒的合一見證；十、教會自守與忠心。
信仰反省與社會責任
儘管中英談判期間，香港社會不同界別群體早已關注及探討香港前途問題，教會界的氣候仍未適合就此問題作出廣泛而普遍的討論（較積極的是基督教協進會，該會一直關注這課題，並曾對此探討與反省）。直到香港前途敲定，福音派教會的教牧擬出《信念書》內容，其中對政治轉變提出前瞻性的看法和立論，正是當時教牧期望有的教會立場與見證指引，故此它旋即被接納為教會內部教育文件，幫助教會面對過渡期的社會轉變。
從內容來看，錢北斗認為《信念書》與 1974 年《洛桑信約》有相當一致的看法，就是著重「全人」的使命取向；相信關心社會與傳講福音同是教會在世的重要見證。
錢北斗又分析《信念書》的特點，「它正視了具體的時代轉變的場合，卻沒有囿於狹窄的視野，不是以教會及信徒的自身權益為著眼點。」
《信念書》內容強調對變遷中的歷史作出承擔，余達心形容：「它不是具體行動的指引，但指出教會存在的使命，它出現之前，福音派著重佈道，很少說社會承擔。」
余達心相信《信念書》的精神開拓了福音派教會的眼界，為信徒提出關心中國和香港社會的向度。十多年來，他眼見香港教會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承擔感愈來愈重，就如前有基督徒組成的守望社和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的出現，信徒以信仰立場來回應社會課題的氣候逐漸形成。
「《信念書》帶來福音派的大突破是肯面對時代的挑戰，終於看到信仰與時代互動的關係。」
來不及的政教關係
不過，教會也與香港共同經歷過渡期的風風雨雨，某些課題超越了《信念書》本來所承載的範圍。
今天，若對《信念書》增補一些內容，余達心承認教會過去沒有深入探討面對政權、政教關係的問題。他說：「我們還未想通從信仰立場去承擔國家時要持怎樣的態度，對殖民地政治環境的反省......我們缺少一套身分神學。」
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翁偉業認為現再重看《信念書》寫政教關係的內容，那顯然是很籠統的看法，原因是「六四事件令討論政教關係的議程改變了」。他感到可加入對政權的認同或保留的討論。此外，國民身分、一國兩制的定義、基督徒之間的合一見證，彼此信任與尊重等課題都是翁偉業認為需要補充的。
「六四」驟使信任變懷疑
同樣針對政教關係的闡釋取向，陳慎慶博士表示，《信念書》中的政教關係看法反映教會對政府持肯定的態度，從另方面看，便顯示教會對政府的批判力不足，以致採取一個較信任政府的立場。
「《信念書》的社會關懷的意識未夠批判性，教會可從懷疑和監察的方向來處理與政府的關係。」陳慎慶提出補充《信念書》的內容要點。
對於教會的宣言或文獻能否帶出關懷社會發展的向度，陳慎慶點名稱讚《信念書》和《香法基督徒北京訪問團對香港前途意見》，認為兩份文件所論的社會關懷幅度很闊，能外展至香港社會的整體問題，建構出一個社會發展的遠象，在這點上則是後來發表著重認定教會功能的宣言所沒有具備的。
柴灣浸信會傳道周健文博士提出，《信念書》內容最根本的問題是提及教會要「傳福音」、「做見證」，但未有清楚釐定兩者的實質涵義。他強調《信念書》精神需針對人內心是否信神是創造主為著眼點的認信，不只是理性上明白宣言的字眼。
實踐
縱使《信念書》的擬定和發表，在意念上引導著香港教會尋索她的時代身分與使命，然而從意念落實到實踐層面，香港教會自信念中引發多少具體的使命行動，倒是值得留意。
轉成信念未可知
《信念書》對教牧領袖起著啟發引導作用是肯定的，余達心提出這個看法。而他又承認《信念書》在信徒心目中能否內化為信念是一個疑問。他說：「《信念書》不是一粒靈丹妙藥，本質上它是感情的宣告，本身不能保證聽者能至終做出行動。它不過是提供方向，需要有人肯花心思去思考問題，然後提出可行的做法。」
余達心估計信念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仍大，尤其是對中港兩地的承擔。他相信不少人認同《信念書》的內容，不過處身在複雜的社會環境，而教會亦受著移民潮衝擊，忙於應對補充失去的人才；教會經過很多思考掙扎後，仍未能找出適切的實踐模式，而「六四」益令處境複雜，適切的信仰表達模式愈加不容易建立。
余又反駁教會的社會關懷實踐是原地踏步的說法，他看到十多年來信徒的內在生命已有轉化，由過去保守，不涉政治，只重傳福音，轉化為看重先知角色，已算是大進步。
雖然《信念書》有著不錯的方向，但它本身對香港教會並無約束力，不能迫令香港教會實踐那些理念。
機制與內心的配合
陳慎慶提議促進實踐的理想方法，是宗派教會調撥資源成立研究機制，聘請研究員長期跟進不同範疇的社會課題，然後提出報告供教牧討論，制定某課題的教會回應立場與行動（肯定和批判的皆有），教牧之間在面對社會課題上得著提醒和支持。
其次是聯繫現時教會前線群體，邀請他們到教會開辦社關講座，教育信徒關心社會，成立社關小組外，亦可增進與前線群體的溝通，建立交往關係，甚而支援他們的事工。
作為一位教牧，周健文同意專職人士做的社會研究有助教牧因應課題進行神學討論與反省。
在培育信徒的社會意識上，周健文表示教牧擔當一定的角色，而信徒亦有責任去自覺追求。他感悟的說：「問題出在我們的生活方式，多跟人議事對話，少用心交流，自然少按神的心意關心身邊人的需要。」
他相信社關關乎信徒個人的信仰經驗，內心是否接受它是信仰的內容，讓它轉化成生命的信念，倚靠神去實踐多付出、多關顧他人的生活。
進深一步思索，究竟今日香港教會傳的是怎樣的福音？好信息？對個人以及社群起著哪方面的作用？
宣言具備秉承傳統與更新文化的作用，雖然《信念書》認定回歸中國的合理性，表達承擔中國前途的民族感，但觀察十多年來對信念的實踐，我們尚未預備好做香港特區的中國基督徒，踏入新歷史時代，我們還得勉力思索，共同實踐信仰賦予的整全使命。
本文轉載自：
香港《時代論壇》1997 年 6 月 8 日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582&Pid=2&Version=510&Cid=137&Charset=big5_hk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