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愛」字背後的艱辛

我母親在我的名字中間放進一個「愛」字，因為她說主耶穌的全部教訓，歸根到底，就是一個「愛」字。直到今天，在我成為基督徒之後，我才真正明白了這個字所包含的屬靈真理。我珍惜母親給我的這個名字，不僅因為我最瞭解母親對我無保留、無條件的愛，更因為我過早地失去母親的愛。經歷了難以盡述的歷史變故、困苦艱辛、逼迫與屈辱之後，我的母親在那場「史無前例的」動亂中離開了我們。當時我只有十三歲，正是需要有母親教導呵護的年齡。母親的逝去在我心靈中造成的衝擊，無異於一次劇烈的大地震--生命的基礎坍塌了。從那以後，我的生命中不再有溫馨，不再有光明，也不再有無微不至的愛。我的名字中間的「愛」字，變成了一個令人難堪的諷刺。

Yang 2 毫不誇張地說，我經歷過人類過往三千年的所有生活型態，也經歷過除了戰爭之外的所有境遇。雖然我父親在民國時期是公務員，母親是教師、校長，但當我在 1950 年代中期出生時，父親已經在千里之外的勞改農場服刑，因為他拒絕與新政府合作。母親也失去了教學工作，被遣送到父親的老家——一個大西北偏遠閉塞山區的貧窮山村，從頭學習務農。那裡的生產方式是自從我們的祖先發明了鐵器以來，從來都沒有改變過的，我從小就能熟練地使用鋤頭、鐵鍬、鐮刀、斧頭、石杵等工具，因為技術含量低，只要不惜體力就很快學得會。

Yang 3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中學畢業後，又跟當時所有的「知識青年」一樣，被送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而我去的地方是藏族遊牧民族部落，那裡的牧民仍然像數千年前的老祖宗那樣「逐水草而居」，每年搬三次家，住在黑色的牦牛毛織成的帳篷裡，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煮飯用的燃料就是曬乾的牛糞。我在那裡生活了差不多三年之久！

我經歷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派」、60 年代初的「大飢荒」、「文革」......乃至 1989 年的六四運動。

在我三、四歲的時候，母親就被關在縣城裡的「學習班」裡接受「思想改造」，當時父親還在勞改農場，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我就成了孤兒，幸好還有哥哥和姐姐們照顧我，才有幸存活下來。在 1959 年開始的「大飢荒」期間，我們肚子餓了不是回家吃飯，因為家裡沒有任何可吃的東西，我們只能去野外尋找野草野菜來充飢。我跟短宣中心的同工們分享這段見證，並演示如何吃野菜之後，他們送了我一個美名：神農氏！

我母親就是在「文革」中經受了太多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打擊，於 1968 年猝死的。她離我而去的年代，整個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是以「恨」為軸心而運轉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上，到處都在展示著對「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而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我和我的家人在那個年代所受的各種逼迫和歧視實在是難以盡述。

Yang 1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我總算有機會參加高考，上了大學，並且拿到了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開始在大學裡擔任教職。那時似乎對國家重新有了信心，準備安心教書育人，為國效力。可以說，如果沒有 1989 年的「六.四」運動，我肯定不會離開祖國，成為一名「海外遊子」的。對於那個運動，三十多年來已經有很多論說，大家觀點各異，在此毋須贅述。我個人只認定一個看法：古往今來，無論中西，不同的政見都是在所難免的，但國民之間應該心平氣和，就理論理，就事論事，絕不應該動用武力解決政治爭議，這應該是現代文明國家的共識。

眼下面對席捲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新冠病毒」，人們都感到無助和難過。這讓我不禁想起母親靠著信仰帶領一家人度過難關的往事。那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天災加人禍，釀成了中國大地上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災難。在最困難的 1960 年，一連幾個月我們只能靠吃山裡的野草維持生命。那時候，因誤食毒物而中毒致死的事時有發生。我母親每天在禱告中乞求上帝，靠著信心的力量帶領一家人度過困境。那時她唱得最多的讚美歌出自《哈巴谷書》第三章第十七、十八節（因為她在我耳邊唱了無數遍，所以那歌詞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直到三十多年後我在 UBC 校園裡參加查經小組活動時唱出來後，才在別人的幫助下查到了出處）：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

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羊，

棚裡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的神喜樂。

但願同胞們，包括國家的領導人，在遭遇患難時能夠放下驕傲的心態，謙卑下來，尋求那創天造地，掌管萬有和人類歷史進程，體恤人的軟弱，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獨一真神，伏在祂面前，切切祈求禱告，才能蒙祂垂憐、賜福，必定會幫我們度過眼前的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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